书籍推荐：情感依附:为何家会影响我的一生[大同健康乐园]

http://www.amazon.cn/%E6%83%85%E6%84%9F%E4%BE%9D%E9%99%84-%E4%B8%BA%E4%BD%95%E5%AE%B6%E4%BC%9A%E5%BD%B1%E5%93%8D%E6%88%91%E7%9A%84%E4%B8%80%E7%94%9F-%E4%BA%A8%E5%88%A9%E2%80%A2%E9%A9%AC%E8%A5%BF/dp/product-description/B00E194T6W/ref=dp_proddesc_0/475-6898120-3581538?ie=UTF8&s=books 后记母亲、婴儿和女性身份认同 ——写在《情感依附》译后 2011年冬，我在纽约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同时也在为中美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寻找教员。一天，艾琳·理查兹（ArleneRichards）博士向我推荐了内森·塞恩伯格（NathanSzajnberg）博士。我上了他的个人网站，第一时间就被他的这项跨越三十年的研究吸引了，当时内心有震撼的感受以及一定要为中美班请到这位老师的决心。 2012年当我再去纽约时，内森·塞恩伯格博士带我去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母婴亲附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已经在为未来在中国武汉建立母婴亲附研究中心做准备。同时，这本跨越三十年研究的著作也与出版社谈妥了翻译出版的意向。然而，当我深人进这个研究里去时，心中却是不平静的。我们这一代父母可能是中国第一代在温饱状态下觉得父母难做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父母的父母都在为能在战乱和饥荒中幸存而挣扎，有多少母亲会用那么温情的眼睛去注视孩子？我们在生活和临床中看到了那么多的父母惶恐于儿女的指责和自己的无能，如果抛开我们的生活背景去一味指责这些可怜的父母，这对他们是不公半的。不论怎样，父母都至关重要，但如果需要，到离我们父母很远的地方，离我们当下既远且近的时空去做一次情感的长途旅行，也许是我们疗愈的开始。文化背景 1998年，我在波士顿的一家书店闲逛，一本书名格外地吸引了我的眼球——《在中国，女人什么都不是》（InChina，AWomanmeansnothing）。这本书与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有关。作者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侄女，是在美国出身的张家第二代移民，也是一位有着心理学教育背景的作家。这本书主要是对作者的姑姑——张幼仪一生的解析来探讨中华民国那个年代女性的身份感。在这里，我不想赘述张幼仪一生的坎坷，只想提及这本书中的一个情节。书中说，张幼仪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共有12个孩子，8个男孩，4个女孩。但是，外人问张幼仪的母亲（也是作者的奶奶）你有几个孩子时，这位母亲通常会这样回答：8个。我想，这样的回答大概是作者这本书名的直接来源。这位母亲是不将女孩当人的。中国主流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要求的三从四德三从是在家从父、出嫁从父、父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谓贞顺（品德），“妇言”谓辞令：（辞令），“妇容”谓婉娩（仪态），“妇功”谓丝炱（手艺）。相关解析是：“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一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上进行的规范要求。我想探究的是，在这种为适应父权式家庭稳定，男权在压抑他们对女性欲望的前提下所建构的病态超我对女性性别身份（gender‘）的影响，也如何影响了男性性别身份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张幼仪母亲那个时代女性的回应：女人什么也不是。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否认，同时也否认了女性的生理性别（sex），是对女性存在感的否认。女性主义分析家认为：“男性可能会通过让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贬低来表现对女性的嫉妒和恐惧。”吊诡的是，那孕育婴儿的母亲从何而来？男人也由这些“不存在”之物所孕育，这样的母亲又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去镜映她们的孩子？儒家也想到了这点，教化是儒家的不二法宝。“四德”是教化的行为准则。品德、辞令、仪态、手艺四德，不可谓不全，似乎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什么这样的生活大全让身处这种文化中心的女性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呢？我认为，这种教化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化（：mentalization）这种帮助婴儿心智发＇育的方法最根本的区别是：以你为中心去感受、去观察、去反馈（心智化）。用我的病人的语言是：我需要你作照相机（镜映）；而“四德”是我的指令，你必须执行（有我无他）。不难想象这样的教化培养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假性自我（falseself）。我的一位女病人这样描述她家庭的女性成员：“我看不得我奶奶、我妈妈、我姑姑、我外婆和我小姨的假笑，姑姑的假笑掩饰着对哥哥的乱伦幻想，奶奶、外婆的假笑掩饰着她们的一无所有，小姨的假笑掩饰着对姐姐的嫉妒，妈妈的假笑掩饰着自己的不快乐。”女人心性的发育是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上的。与所有人类一样从追求快乐原则、从乱伦幻想到遵从现实原则，’这个中间过程用分析的语言说是心智化，用社会学的术语即是人的社会化，它涉及社会的伦理道德、禁忌和习俗，这些方方面面构成了精神分析话语中的超我。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讲究四代同堂的家文化社会，过分拥挤的家庭中的成员常常拥有过度的刺激，尤其在中国北方农村家庭，几代人拥挤在一张热炕上。这类似与科胡特（Kohut）认为的“弗洛伊德时代的病人部分与一种暖房文化（hothouseculture）相关”。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严厉的超我也许是想对这种过热情景进行限定。于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男性让自己的人格分裂成两部分，女人分为圣母和妓女两级，爱朝向母亲——无限理想化的、去性欲化的圣母，性欲则朝向妓女、妾、丫鬟等。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文明中那样灿烂的秦淮河文化（文人与有教养的妓女的情爱文化）。这种文化下的病人的痛苦或许主要源于如弗洛伊德所言的潜意识内疚，力比多的、攻击性的愿望不被超我接受，内心因欲望而非行为引发的罪恶感，转化为妥协性的症状而得以表达。以拥有“四德”为荣的中国女性到底丧失了什么？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就是将自己的存在归零。“从零到百分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无处不在的创伤史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创伤幸存者。1949年后，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女性身份感到底提升了多少？众所周知的革命时代，似乎给了女性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的地位，男女平等成了这个时代响亮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令遭受两千多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女性扬眉吐气。但女性的性别身份到底提升了多少？那个时代，要求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要求妇女外出工作，同时相信人定胜天，鼓励多生多育。女性的穿着也被要求革命化，灰、蓝成为衣着的主要色彩。这种去情欲化的女性服饰无疑掩藏着对女性躯体的恐惧。我们看到的那个革命时代对女性的需要无疑是婴儿对无所不能的母亲的需要，同时也不难看到，这个时代的婴儿朝向母亲的乱伦恐惧。我向那位来自革命家庭的年轻女孩讲述了张幼仪的故事，她不假思索地说，我的女性身份感是百分之一。我惊讶于她的回答，一百年来，我们到底走了多远？这个家庭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不乏一些很有成就的女性，这些看起来很解放的所谓新中国的女性，为何如此这般地认同自己？进一步探索后，我发现，这些革命女性是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阴茎嫉妒者，革命的机会就是向男性去要自己所没有的阴茎。女性身份是被她们自己所否认的。我听过一个老奶奶如何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投身革命，如何剪男性一样的头发，打扮得像男性一样，生理期也一样下水干活，如何争取她的儿女用自己的性氏而以失败告终的故事。但老人很骄傲于她的女儿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让自己的独生子女跟从了女儿的姓氏。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老人的女儿们实现了母亲的梦想，老人女儿的孩子是用了老奶奶的姓氏吗？回答是：用的是老奶奶丈夫的姓氏。我想，这就是为何这个抗争了一辈子的老奶奶留给年经一代的仍是一无所有的映象。这样的时代，男性与女性之间仿佛经历的是一场血雨腥风，女性以向阴茎认同的方式向阉割自己的男性发动了进攻，转而去阉割他们，因而，没有了女人，也就没有了男人。创伤、性、独生子女与情感依附由于革命时代的过度生育，随后对过度生育进行修正，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是独生子女。当母亲被鼓励过度生育时，她们不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使得提供“母亲的情景抱持”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当母亲只生一个孩子时，母亲则因各种原因留在家里与唯一的孩子纠缠，这个留在家里的母亲往往来自经济困难时的多子女家庭，大量自己过去匮乏的体验投射到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同样匮乏的父亲则因市场经济或各种原因的借口缺席于家庭或逃离家庭，而使得父亲需要帮助母亲从与婴儿的共生中分离出来成为泡影，这也导致婴儿将来分离于、独立于母亲的成长之路愈发艰难甚至产生固着与停滞。农村中大量留守的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父母均成为缺席者。这样的场景无疑加剧了俄狄浦斯情结上的动力，独生子女通过幻想、死亡、分离、人际和生活情境，通过赢得他们想要的父母的爱，而逐渐感觉自己战胜了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对手，成了胜利者。恋母情结的胜利者经受着来自深刻的无意思幻想的罪恶感，即杀死父亲、与母亲发生性关系的罪行。临床上，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母子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的交战。弗洛伊德称这些人为“因自罪感而成为罪犯”。小女孩在前俄狄浦斯期认同母亲。在进入俄狄浦斯期时，她面临的挑战是将爱的客体从母亲转移到父亲。而在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小女孩如何进行这样的转移？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我们独生子女的父母均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他们进入俄狄浦斯期或青春期时，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不幸成为俄狄浦斯的胜利者，成功地杀死了父母。这样的父母在遭遇他们独生子女的俄狄浦斯冲突时，他们既会害怕子女那种因为成长而来的带有爆发性的生命力，也会恐惧于子女哪怕些微的逆反，他们潜意识地害怕子女的这些生命的能量演变成他们当初一样的暴力，而最终他们成为牺牲品。我们在临床和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战争。我的女性病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近年来，我惊讶地发现她们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在探索自己的存在感时，无不在生理性别（sex）上有巨大的挣扎。病人A每次发病都聚焦在一个症状上“高喊要与人做爱”，我发现近三十岁的她仍然是个处女，她的性满足停留在性幻想上，在谈论自己的性爱时均在幻想层面，男友不能与其做爱，她因而为自己无性感而羞耻。我的一个学生在督导她的病人x，这位女病人在完成了家庭需要的生儿育女的任务后，将孩子留给父母，然后离婚，与不同的风月场上的年轻男人交往，每次做爱前均将自己灌醉，即使是风月场上的男人也不能与其做爱。x为此感到自己是个毫无女性性感的不知是何物的怪物。我的病人Y，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设计类高材生，在遭遇了爱情的不幸后，开始与不同的有黑社会背景的男性交往，但性生活之于她是种苦刑。我在听着她们的叙述时，无一例外地感觉她们只是个婴儿，而不是个女人。我想，他们的父母在孩子需要他们温情地去看时，一定是要么恪守教育的警言，要么是本能地反应，少了由强大自我功能引导的成熟人格所释放出的爱意。这些病人也不例外地喊出，我的父母在心理上只不过是还不肯放下母亲乳头的婴儿。我将视野扩展到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辈，追寻近百年来女性身份的发展史。我看到了一副不堪回首的创伤史。A的奶奶在抗日战争年代刚进入青春期，日本人对中国女性的奸淫史，让家人将奶奶的头发剃光，装扮得如小和尚一般，成天听到的是女人如何被强暴的悲惨故事。 x的祖父母辈都来自十几个兄弟姐妹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家庭。到x这个独生子女时代的孩子出生后，医生发现了x心脏的杂音，这个家庭在与孩子的心脏病做斗争数年后，决定生第二个孩子，第二个男孩出生时死于脐带绕颈。从此，x的心脏病好转，家人让x相信是弟弟的死换来了她的生，如此的俄狄浦斯的胜利，让x陷于万恶之源。Y的父母来自那种过分拥挤、被称为“暖房文化”的家庭。过多的异性兄妹在父母都需要工作的年代是靠身体的互相取暖和性游戏来相互照管的。青春期的兄姐照管4～5岁性心理萌芽期的弟妹，俄狄浦斯情节的幻想通过身体的紧密接触得以复活，严酷的文化超我，乱伦的恐惧导致禁欲在家庭里的长子女或某个承担家庭责任过多的孩子身上出现。Y的母亲是这个多子女家庭中的领军人物，她在生了孩子后几乎是禁欲的。Y称，自己养了只母猫，Y进入青春期后发现这这只猫发情后带其他猫回家，Y的母亲发现后将这只发情的猫送给了小姨。半年后，Y见到小姨时问：我的猫那里去了？小姨回答：煲汤了。我听到这里时毛骨悚然，这些女性为何这样不见容于人类基于动物性的情欲？Y的这位小姨夫在对自己的第三代身上，仍然有乱伦行为。我只能如此地解析这种现象：这个家庭的一代代女孩遭受的性侵犯都被理解为女性是恶之源。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在中国的文化上常常是万恶之源。女孩的俄狄浦斯发展由于阉割的幻想，会发展出严厉的超我，在中国，再加上文化上的这种严厉的阉割，女孩会发展出怎样的超我呢？从根本上毁了自己，将自己归零是最保险的方法。但这种严厉的超我是未经成熟思考调节的超我，它根本无法给自我以机会去中和原始的情欲和攻击性冲动。如果说我们的上辈如弗洛伊德所言是患上一种所谓的“暖房文化”下潜意识的内疚，那么独生子女这代人，他们往往被鼓励、被疏离，常常寂寞相伴，来自多子女家庭的父母无论多么全心全意地去照顾这唯一的孩子，也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因为成为独生子女留住父母的爱正是父母们那个匮乏时代的愿望。独生子女这代人有的常常是非人的感觉。空虚、寂寞、无聊、厌倦、抑郁和无意义成为这代人疾病的主题。改革开放导致的向西方文明的开放，让他们致力于追求生命的存在感和意义，没有实现一系列内在目标从而内心充满挫败，以及内在价值感的丧失。自体心理学创始人科胡特称，弗洛伊德的暖房文化下，心理障碍是内疚的问题，后者则被其称为悲剧人。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心理问题是上述两种情形的综合，其社会背景是社会的快速工业化，但心理并未做好准备。前俄狄浦斯期的发育不良，导致俄狄浦斯期的跛行。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女性身份认同病人Y在被初恋男友抛弃后不久接到了法国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但她不能前往，因为她觉得自己无力前行。随后，Y陷入与不同男性（荷尔蒙发达的男性）的交往中。我不太理解她的行为，她向我讲了“standBy”（《伴我同行》）这部法国电影。片中人物与Y有几乎一样的经历，Y也是在机场送别男友后，男友一去不返，而在这之前，Y是像相信自己的母亲一样相信男友的（Y的父亲常年缺席）。听了Y向我介绍这部电影故事，我理解了Y的性行为是在寻找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别，并在这种最初的生物性的寻求中发展女性性别身份。在我对Y的行为作出这样的解释后，Y停止了这种行为。我感谢Y教会了我，她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女性性别的发展轨迹。她们的母亲、她们的祖母在这个方面实在是未能给她们留下任何遗产。她们上辈的匮乏，要她们从最基本处着手，找回她们作为人的尊严。我也这样理解了病人A，在她得到理解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她的父母（主要是父亲，如A所言，一个含着母亲乳头的Baby，一个从小父亲缺席的男孩）去探访父亲的故乡。从A的病史中，我也可以看到A的父亲——这个小男孩是多么渴望与自己父亲的联结。在治疗的这一阶段，我看到了小女孩A将爱的客体从母亲身上转移到了父亲身上，我也同时看到A帮助父亲从认同母亲到去寻找父亲的路上。独生子女这代人是特殊的一代，是背负沉重的一代，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如果你想向他们学习的话，他们总能教给你东西。如此的旅行是痛苦的。我看到的是我们先辈忧伤、苦难和匮乏的眼睛，我也看到了他们生命的执著、坚强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我们才能走到今天。但正如内森·塞恩伯格博士所说：中国的复兴，培育了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环境；西方的文艺复兴，培育了爱和美…… 在有了一定的经济环境后，爱和美才是更重要的。愿这本书能让我们学习到怎样去爱、怎样的爱才是美好的。童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武汉市心理医院主任医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候选人 2013年6月当蕊娜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布洛迪博士说：“她们的亲子关系非常复杂。母亲不喜欢他的进攻性，经常粗暴地干预孩子，这样做反而强化了孩子的进攻性，让孩子不断抗争。母亲看上去缺乏母性的柔和温暖，有些强势。她能和孩子共情，但是当孩子过度哭闹时，她显得很烦恼，也不想弄清楚孩子为什么哭闹。并且，孩子经常被母亲吓到。” 研究者们发现，尽管孩子感觉到了恐惧（蕊娜在回忆时的感觉），但是，她强壮而聪明，并没有感到无助。4岁前，她坚持不懈地反抗母亲。还是个婴儿时，她就和母亲争夺奶瓶、食物罐和厨具的控制权；幼儿期，她没完没了地发脾气，经常挨打。就在4岁生日后不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蕊娜不再经常发脾气，总体上变得克制而顺从。这说明她开始适应，这是自我催眠的方式，把自己与感受隔离，也是一种应对方式，预测了她不想在共同的挫折中失去母亲。在这个过程中，蕊娜很多方面都镜映了父亲，他把情感完全隔绝，但是默默地溺爱着女儿。当他们占上风的时候，母亲会不耐烦，会收拾行李离家。这样迫使女儿屈服暴风雨式的威胁，通常一年两到三次。这是特别影响蕊娜的外力。30岁时，蕊娜说：“家里的气氛就像鸡蛋壳一样脆弱紧张。我合计着，安静地坐着别碍事，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是觉得，如果我越界就会被拒绝。” 在幼儿园，一个研究者写道： “蕊娜像小狗一样跟在母亲后面，母亲在洗手间的时候，她安静地等在外面。”她看起来难过、压抑、回避，反应机械。似乎测试者只是提供了测试材料，然而，实际上测试更像是休息，因为她完全被测试吸引。社交方面，蕊娜看起来害怕，或是不情愿分享感受。 7岁前，蕊娜的人生最重大事件有：出生第1周，“活泼、反应敏捷、好奇、强壮、可爱和任性”。6个月大时，她变了一些，“严肃、行动缓慢，对事物的兴趣大过人”。母亲为她的便秘（有时是内化的紧张的身体表现形式，在大点的孩子身上是身体感觉的转化）而烦恼。1岁时，观察者写道：“她是我见过的最积极的、独立的、自信的小女孩。”母亲说，她仍然便秘。3岁时，她在研究面谈中表现得断然而反抗。序言有一门学科叫“父母” 一个人从出生时剪断脐带的那一刻起，就独立而完整地拥有了自己的身体。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所有岁月里，你身体的全部感受与运动、器官的生长与老化，以及大限到来时的灰飞烟灭，都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把你的身体疼痛通过电缆、光纤或其他任何方式传递给他人，让他人也能感受到你疼痛的性质和强度。所以，虽然独立拥有自己的身体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进化的杰作，但也需要付出承受孤独的代价。如果人与人之间仅仅如此隔离，那活着就是一件相当无趣的事情了；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连无趣都感觉不到。但是，好在造物主造人，不会使他们之间没有链接，也不会放弃由链接导致的宏大而和谐的美感。造物主制造的这个链接其实非常强大，它的名字叫做情感。你的身体疼痛的确不能引起他人的身体疼痛，但却可以引起他人的“心痛”。所有活着的人，都曾经心痛过自己爱着的人的所有的痛，有些时候甚至比痛着的当事人还要痛。这种心痛的感觉，就是由情感的通道制造出来的。再回到出生。婴儿的身体跟母亲永久地分开了，但情感依附还在。婴儿对母亲的情感依附，重要到跟空气和食物一样，生死攸关。随着婴儿慢慢长大，对母亲的情感依附次第减少。我们甚至可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在情感上远离母亲的过程。我在临床中发现，在中国文化圈内，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有两点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孩子的成长速度远远高于母亲的预估，所以母亲对孩子的能力有相当大的贬低和成见。担心、指责、怀疑和失望，充斥在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中。经过投射性认同机制，孩子们为了维持与母亲的情感链接，避免分离、抛弃和被抛弃，需要把自己的方方面面都弄得一塌糊涂，才对得起母亲潜意识的“希望”，也才能够继续跟母亲“在一起”。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爱母亲，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母亲为了做母亲，在人格上准备不足，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缺乏信任能力，缺乏信任孩子的能力。孩子是否值得被信任，就跟大地和天空是否值得被信任是同样的事情：一个普通人，绝不会走在大街上就随时担心天塌地陷，但是，一个刚刚在地震中逃生的人，却会觉得任何地面都有危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暂时地“病了”。随时都觉得孩子会出安全问题、会人际关系应对不良或者会能力不够的母亲，其实也“病了”，而且可能是一直都“病着”。她们的“病”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经过伪装后变成孩子现实层面的不安全和需要帮助，所以她需要过度警觉才能保护孩子。同样经过投射性认同机制，孩子为了“讨好”和爱母亲，就把自己置于危难之中，这个危难可以是生命或者健康的安全，也可以是人际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母亲认为孩子不值得信任本身，也是因为爱孩子，是那种不忍看到孩子远走高飞离开自己的爱。可惜这是不那么健康的爱；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中，健康的爱应该是父母能够承受被孩子“抛弃”。我并不是在说数量稀少的个案，而是在说数量庞大的群体。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需要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仅仅在每天的生活中，就能感觉到它的铁一般的强度与空气一般的弥散。无数经验和研究证明，父母与孩子，尤其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制造了孩子最核心的人格。这个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将来能够取得的成就和敢于享受的幸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不应该是一个角色，而应该是一门学问或者学科。这门学科，是每一个想做父母或者正在做父母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你可以不学任何东西，但你需要学习如何才能不制造疾病。从全息论的角度看，全面而深人地研究一对“父母一孩子”关系，就能够完全呈现这一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了。但这本书的作者们，研究的却是76对“父母一孩子”关系，真的是全景中的全景，无数可能被忽略的细节都以令人惊异的尺寸放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个研究跨越了三十年的锦绣岁月。需要多少对人类的爱与好奇垫底，研究者们才能够如此坚韧？这本书的出版跟它的内容一样，都在言说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以及由爱与恨孕育出来的强大与虚弱、坚持与放弃、健康与疾病。本书的作者之一，是一位犹太精神分析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是一门让一个人识别自己针对自己的阴谋、看清自己对自己设置的陷阱的学问。所有以不良方式对待孩子的父母，都在不自觉地对自己作恶。如果你是父母或准父母，读读这本书，可以让你此后的三十年善待自己，也可以让你的孩子善待你和他自己。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本书的成果也是对传统的教育子女的知识的重大颠覆。传统的知识来自一些个体的经验，那些经验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程序检验就被奉为金科玉律，所以害人匪浅，流毒时间也以百年千年计。而这本书却来自精密设计的科学计划，所以得出的结论配得上我们的敬重和信任。靠所谓智者的格言警句教育孩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却不能在循证医学基础上、至少篇幅稍大一点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那样教育孩子的人，也可以去休息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本书给我们的立体的知识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做。事关孩子人格的天字第一大事情，这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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