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司马南与王立军惺惺相惜

“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警界内部讲话中，王立军多次推介自己的三个思想资源：毛泽东、余秋雨、郎咸平。 他要求大家要多看一看《毛泽东选集》，“总体发展格局都脱离不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框架”；在为重庆警院授课时，他建议余秋雨的书要多看几本；2010年3月，在“大情报”专题授课讲座上，他要求民警要学习郎咸平，称郎“一榔头砸下去，让很多经济载体、经济学家没有秘密可言”。

　　王立军最反感的，是律师和媒体。他称，“二十几个律师就搅得执政党用很大的宣传机器来对付”。2010年10月，王在市局党委讲话中提到，称凡媒体攻击重庆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要分别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是称“双起”。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重庆市局“双起”舆情处置报告显示，2010年11月15 日，市局宣传处巡查微博和推特时发现北京律师浦志强“借题发挥，热炒‘双起’”。“针对个别别有用心的律师、记者”，重庆市局拟定50个网帖标题，连夜号召全市民警投入“荣誉捍卫战”中。

　　2010年11月22日，王立军针对“双起”做出批示，称当今中国最大的隐患是“一群混饭事(注：原文如此)的文人，引爆的是律师和媒体，也可能会毁掉政权”。

　　在“双起”中，司马南发文四论王立军为什么“突遭撕咬”，北大教授孔庆东也曾声援。当年11月26日，王立军对此批示称“近日有人在诽谤孔教授，速组织人增援”。1天后，王再次批示，要求“力挺孔，赞扬孔的国格人格，文人风骨”。

　　2011年6月14日，司马南向王立军当面提起，他对王的关注缘于“双起”， 因为气不过才写文章声援。王表示，司马南的文章，他每天都看，而且都汇报给了四大班子。

　　就在这次会面的前一天，重庆市局安排司马南为1800名民警做了名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讲座。

　　在会谈中，王立军表示“有人把新闻自由当成民主，这是一个误区”。当天在场的除了司马南，还有一清、知名博主司马平邦、网友郭松民、《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 2个月前的2011年4月30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在重庆市局受到高规格接待。会谈中郭松民告诉王，“乌有之乡”因为支持除恶打黑，受到很多围攻。王表示，请郭转达对乌有之乡的感谢。

　　在当天会谈中，司马南还谈到，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取决于该国势力的强弱。王立军也持类似观点。2011年10月22日，他就卡扎菲被击毙的新闻专报做出批示称：

　　“忘战必危！试想如果‘萨、穆、卡’三人如果不和敌人握手，决不会有今日之悲！做忠臣有时难过，但带着尊严怎样都能过。做奸臣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且出卖民族、国家、信仰、族荣。纵观几百年，美国不仅无历史，而重要的是从无朋友，现在的盟友是历史的交战国，而过去的朋友是当下交战国。”

　　在批示的结尾，王立军称此事对“中国及中国做人做事是借鉴无穷”。当天， 网安总队和宣传处将其批示抄告全局。

　　做出该批示三个多月后的2月6日，王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关于 意识形态，以下摘自天涯网友 ethosmark 《未来十年世界将走向何方》

2、the ism is goods the ism is bad
　　在我看来，文明的冲突只是权力出现真空与民族国家重新寻找认同阶段的暂时现象。宏大叙事历史观在当代社会已经走向没落，种种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早已声名狼籍，文明也同样如此。
　　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举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膨胀了人类的野心。既然天与地都是能够被认识与改造的对象，为何人类社会不能按照人类的意志改造呢？这种特定时代的自负曾经占据过大多数人的头脑和心灵。如此的自负，纳粹主义者们有过：他们想在世界建立服从高贵血统的秩序，犹太人则成为了纳粹们“社会洁癖”的祭祀品；如此的自负，某些教徒们有过，他们想用武器消灭ZCH阶级，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公平。如此的自负，曾经造成的惨剧触目惊心，苏联的集体化运动、红色高棉等等。真正认识到这种妄图按照某个理论和某种“社会洁癖”论改造社会害处的人，首推哈耶克。在他看来，以此理论来改造社会，会导致人们重新通过奴役之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哈耶克的观点，对此有感同身受的，有你，也有我。
　　思想、理论的背后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虽然这种表达会有很多包装进而显得委婉。尤其在这个消费主义占据了主导的世界中，思想只是一种商品。思想商品有着现实中商品的很多特性：购买优质的思想会给你人格的提升，购买劣质的思想会让你堕落；
　　思想商品为了获得推广，都会有广告，例如承诺给你美好的未来；思想商品有优质、劣质之分，最劣质的就是垄断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思想商品形成了垄断，那你就只能接受垄断企业给你的种种怠慢，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思想商品才能够优胜劣汰。可以说，思想是一种商品（goods），而意识形态、主义（ISM）这样的垄断商品是坏的商品(bad)。这就是题中之含义。
　　正因为思想是商品，我们衡量其好坏的只能是价值，而不是美好的许诺。正因为ISM是商品，我们就不能期望有完美的ISM。
　　回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我认为只有在意识形态能够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时候，文明的冲突才能够持续下去。而今天，世俗化、大众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主导，个体的幸福与否成为衡量一切思想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扩展下去，文明在各种思想的市场中，只能占据一席之地。未来的世界，将是在每个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领域、三种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行进，而世界也会在这三个领域的分化中达成更多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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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ree logics and three fields
　　在一个不断分化、寻求认同的国际社会中，在一个宗教世俗化并退缩到私人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分化为三个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公共领域；这三个领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逻辑：民众要求幸福最大化的逻辑、企业和资本要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政府要求社会秩序稳定的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已经提及，他认为市场经济、政治权力对公民社会的侵蚀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性，他呼吁人们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来达到人类的自我解放。）
　　正因为这三个领域遵从着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逻辑或一种思想来统率其他领域的企图必定会落空。因此，要求唯我独尊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逐渐被抛弃。在冷战期间，两极的对抗为民族主义和gch主义的短暂结合创造了条件，而今天，在三种逻辑交互作用的机制下，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市场。在今天，人们大叫着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原教旨主义，但是人们并不是在努力复兴其背后的理想、接受其价值，而是用其寻求自我的认同，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是要让这些思想占据他们的头脑，而是要去“消费”这些思想。一个富人可以用美国的豪车来标识其尊贵的地位，一个中产者可以用法国的大餐展示其独特的品位，而一个穷人或许只能用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去表达自身的愤怒。
　　民众对幸福的最大化要求与资本对利润的最大化在文化消费主义上达成了共识，被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批判的大众消费主义为意识形态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领域的萎缩提供了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主义已经从人们的生活慢慢走进图书馆。或许偶尔会有原教旨主义的抗议和社会洁癖运动，但无碍于大趋势的行进。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世界，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原教旨主义氛围最为浓厚的伊朗，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民众对幸福最大化的要求、资本对利润的要求都在挑战着现有的保守派，某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能够暂时维持秩序，但在保守派、改革派之间日益对立的冲突，以及青年人对宗教的淡漠、对物质生活的渴求都使得原教旨主义发生着动摇。可以预见的是，在十几年内，世界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即人类对意识形态将会产生深刻的反思，曾经在神殿中不可触摸的塑像，将慢慢走进博物馆。
　　正因为这三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在不断扩大，未来的理想模式将是我以前提及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只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民众的幸福最大化，只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才能够避免新殖民主义的复兴，只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才能够寻求自身的认同、为社会的前进提供思想动力。而在这一理想模式出现之前，意识形态将在全球范围内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结论是正确的。而新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将使得“文明的冲突”此起彼伏。在理想的模式中，历史的终结会出现在政治领域，“文明的冲突”将风靡在经济、文化领域。如果文明的冲突依旧持续在政治领域，那将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我对设想的理想模式持乐观态度，我认为我的结论在十几年后将会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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