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卫生部: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

今天跟一个民间中医聊起这个事，她说，其实是好事啊，中医本来就是民间的嘛，回到民间是顺应自然，呵，，所以我们可能得换个角度想想呢。只是真的叫了韩医，怎么说心里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国内外专家热议生死中医：张功耀自称像马寅初
 

来源：环球人物 
 
　　生死中医

　　就在世界各地掀起“中医热”的时候，其发源地中国却有人呼吁“告别中医中药”，让西医成为中国医疗体系中的唯一主流。一时间，中医和“反中医”成了国人热议的话题。

　　呼吁者是一位专攻科学史的教授，名叫张功耀。今年4月，他在学术杂志《医学与哲学》上，发表学术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指斥中医药“不文明、不科学、不人道，危害生物多样性”。此后，他又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告别中医中药”的言论，并在10月7日这一天，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征集网络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过万。10月10日，有关部门明确表示，反对并取消中医中药的言论和做法是“对历史的无知”。

　　由于官方表态之时，恰逢国家发改委为医改方案开门纳言，“万人网上签名反中医”一事因而更加引人关注。

　　历史上，“反中医”的人也为数不少，比如民国时期，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鲁迅、原北大校长傅斯年等人。不过，反对者最终都没有成功。

　　这次围绕中医的争论，同样不至于动摇中医学的国粹地位。但是，中医药日渐濒危的严酷现实值得人们思考。

　　为了更好地让读者辨明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本刊特别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我们不仅专访了这次“反中医”活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挖掘出他们“反中医”的初衷和目的，还专访了一些国内外医学专家和权威人士，请他们讲述中医在我国的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历程，并剖析了中医所面临困境的深层原因。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锋和交流，我们期望读者能对中医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了解，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好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陈飞松接受本刊专访

　　解读中医困境根源

　　 本刊记者 路 琰

　　一直从事中医研究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陈飞松，对“万人网上签名反中医”一事十分关注，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这次有人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征集网络签名活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得到了上万人的响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反中医”的观点？

　　陈飞松：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现在，人们对中医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还存在许多误解和偏见 ；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医自身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记者：现在是市场经济，人们在评价一个行业好坏的时候，总喜欢用“经济效益”这个指标。从这一点看，与西医院相比，现在的中医院确实显得弱势，这是为什么？

　　陈飞松：这与现行医疗政策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国家对医疗机构实行“差额拨款”的政策。“差额拨款”，是指国家每年给医院的投入少于其实际需求。比如，一所医院一年需要3000万元的经费，国家拨给它1500万元，不足部分医院就自己通过搞“创收”来解决。现在许多医院一般都会从手术费、检查费等非药品收入和药品盈利中，提取一定的份额作为医护人员的奖金。还有一点就是，在诊断和药品的收费标准、利润水平上，中医和西医的差距比较大。比如，治疗一位上呼吸道感染引发高烧的病人，中医一般会开3天的方剂，病人用于挂号、买药的费用一般不会超过30元；而如果在西医院就诊，病人输3天的抗生素，就得支付500-1000元的费用。有时，西医院一次卖给病人的药品的收入，就抵得上中医院一天的门诊收入。另外，西医的仪器诊疗费用也十分昂贵，就更不用说手术费了；而中医的治疗手法也就是望、闻、问、切，加上使用针灸，没有更多的开销。由此可见，中医院和西医院在经济效益上差距之大。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多数病人还是喜欢到西医院去看病？

　　陈飞松：现代人讲究“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反映在求医问药上，就是谁疗效快就选择谁。而对中医，人们普遍认为它疗效慢，要花很多时间“治本”、“调理”、“静养”。另外，西药是工业化生产，携带和服用方便，可中药一般都是一包一包的，还得花费时间煎熬。不少人觉得看中医、吃中药比较麻烦，时间成本明显高于西医。

　　记者：很多病人也反映说中医“玄乎”，这会影响人们选择中医的积极性吗？

　　陈飞松：当然会。现在，人们都追求“明明白白消费”。西医用数据和指标来描述病因，微观可见；中医对疾病的描述比较抽象，不易被人们理解和认识。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西医比中医更受欢迎。我们在中小学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等知识，都是现代西医学的基础知识，却与中医关系不大。一个高中生一般不会对细胞、神经、淋巴这些概念感到陌生，但一个大学生却会对中医里的“经络”以及“精气神”这些概念感到神秘。两相对比，人们生病时当然会选择去看自己“熟悉”的西医。

　　记者：很多高中生都喜欢报考西医大学，而且不少学中医的大学生也会转学西医，这又是为什么？

　　陈飞松：中医的确难学。以我的经历来看，要成为一名好中医，至少得需要20年的历练。因为要透彻地了解中医理论，就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另外，掌握中医的一些行医手法，如诊脉时判断病人脉象沉、腻、实、滑，不是仅仅有知识就行的，还得需要大量的实践。而学西医就不需要这样长的周期。一个人30多岁时成为主任医师很正常，做到医术娴熟也非难事；但如果是中医，不到40岁，病人就会对他心存疑虑，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只相信“老中医”。

　　记者：现在，中医院的现代化科学仪器和设备，也明显不如西医院多，给人留下了“中医落后”的印象。对此您怎么看？

　　陈飞松：这说明中医在与时俱进上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中医自身没有及时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才是目前中医在发展上落后于西医的根本症结，也是有人“反中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比如X光、激光、纳米这些属于物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都被西医主动、及时地吸收并融合进去。正是不断从其他学科中获取尖端技术，进行自我创新，西医才能保持迅速发展和勃勃生机。这一点，中医的确需要向西医学习，而不能只是简单、被动地借用现代科技的一些器械。
 

北京药师协会会长：借争论复兴中医

来源：环球人物
 
　　北京药师协会会长赵立冬接受本刊专访

 
 
　　“张功耀发起所谓的‘取消中医’签名运动，引起强烈反应。这对我们中医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场争论将众人的眼光重新引到中医身上，让人们再次关注并思考中医的发展问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北京药师协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赵立冬，不像其他一些中医界人士那样反应激烈。尽管赵立冬也强烈反对“取消中医”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在目前中医不景气的情况下，这场关于“取消中医”的辩论，起码可以提升中医的“知名度”。

　　亲身体验中医“由盛转衰”

　　赵立冬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场大争论的。最初，他对此并不在意。这么多年来，“废除中医”的声音不少，但他认为那些都是闹剧，成不了气候。可朋友告诉他，这一次问题有些严重——反中医的人在网上发布了“宣言”，据说已有“上万人”跟帖签名。赵立冬意识到:事情可能真的闹大了!

　　于是，平时不怎么上网的赵立冬，最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网络。他要看看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赵立冬告诉记者，即便不看网络，他也知道宣扬“取消中医”的那些人会说些什么。因为他从医30年来，不仅无数次亲耳听到过这种辩论，也亲身经历了中医“由盛转衰”的过程。

　　1976年，在大学里学过中医药知识的赵立冬，被派到北京市郊的密云县，参加乡村医疗救助工作。这些乡村“一无设备、二无专款”，医疗条件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当地的“赤脚医生”，行走于乡间，靠自己的双手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将小柴胡、白头翁等采摘回来，制成药剂，给那些发烧、感冒的村民治病。他们自制的这种中药还真管用，“找赵医生，花几毛钱就能治好病”，很快就在村民中口口相传起来。在那段日子里，中医药的“神奇”功效，使赵立冬很有成就感，也使他觉得那段时光分外美好。

　　但回城后不久，赵立冬的成就感在慢慢地减少。他逐渐发现:在城里，更多的患者喜欢看西医吃西药，许多西医大夫在社会上的受尊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中医大夫;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不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反有日趋衰弱之势。

　　紧接着，同事无意中说起的一件事，更让赵立冬大受刺激:一位在中国的加拿大青年，在中医学院学成毕业后，来到一家中医院实习，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学习如何把脉、开药之类的实务，但一个月下来，他失望地回国，因为“老中医开的方子里，用的几乎全是西药”。

　　中医到底怎么了?回城后的一段时间，赵立冬从没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加上“中医不科学”的说法从未停歇，他有时也彷徨过。

　　原因不在“中医是否科学”

　　但赵立冬坚信，被称为“国粹”、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不应该就这样轻易地被否定。他查阅资料，深入调查，决心“挖”出其中的原因。调查越深入，赵立冬越感到担心。他告诉记者——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100年间，我国中医界人数从80万剧减至27万，而且真正只开中医药方子的大夫已不足3万人;但同期，西医界人数却增长了近20倍。“虽说现在中医只有几万人，但毕竟还有人能站出来，应对那些‘取消中医’的言论，如果真有一天无人当中医了，那才叫惨!”

　　赵立冬渐渐找到了中医“衰落”的原因。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政策上限定“望闻问切”和中药的收费标准较低，许多中医院生存艰难，无奈之下只能引进大批西医检测设备，通过收取成百上千的检测费，填补财政空缺;而中医大夫们也乐于给病人推荐那些价格昂贵、回扣丰厚的西药。

　　其次，中医没有一套自己独立的行业标准。这也是中医“不被信任”、被诬蔑的一个重要原因。赵立冬说:“中医之所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用西医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中医。这是很荒谬的，好比欧洲人说金色头发的才算是美女，中国若也用这样的标准，肯定连一个美女都选不出来，但你能说中国没有美女吗?!”

　　此外，中医难以振兴，中医界自身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中医药行业工作了几十年的赵立冬有一个最深切的认识——“一些中医界人士举办的许多高层论坛活动，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有时候还为门派问题搞‘窝里斗’。这种自我欣赏、自我为难的状态，怎么能让人们对中医有好印象呢?”这次“取消中医”的争论出现后，中医界作出反应的人并不是很多。赵立冬对此深感遗憾:“不趁这个机会讲清楚‘中医到底是什么’、‘中医的科学性有哪些’等问题，一些人对中医的认识还是会很肤浅甚至错误。”

　　赵立冬认为，不久前有关“取消中医”的讨论，实际上是以上问题和矛盾的一次小爆发，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类似的讨论还会继续，中医的弱势地位也同样不会得到改善。

　　中医急需补充的“营养”

　　在赵立冬和他的许多同行心中，中医如同黄河一样，是一条护佑中华民族健康并繁衍生息的“母亲河”。而今该如何拯救日趋枯竭的“母亲河”?赵立冬试图寻找答案。

　　赵立冬告诉记者，对比中医在国内的衰弱之势，国外不少地方掀起了中医药热——韩国小孩子流行喝体现中医养生理念的茶饮料，英国成立了3000多家中医诊所，加拿大温哥华颁发了700多个针灸执照⋯⋯这些让他更加坚信，中医绝非一无是处，只是人们缺乏正确对待。

　　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并接受中医，赵立冬利用自己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提议将中医药知识写进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此外，他还和同事尝试编写有关中医的卡通读物。

　　2005年9月，讲述韩国古代第一女御医故事的韩剧《大长今》在国内热播，一时间，那些体现中医文化精髓的食疗、药膳，开始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时尚。赵立冬思考这一现象后，得出结论:现代人推崇“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中医所用药物讲究纯天然，两者实质上殊途同归。中医“既能治病，也能养生”，作为一种文化，它已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是，赵立冬四处寻找机会，宣扬“中医养生”的观点。2006年3月8日，赵立冬生平第一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一个庆祝“三八”妇女节的茶艺展活动。在轻柔的音乐声中，他一边品茗，一边面对与会的女士们，侃侃而谈中医文化中的“禅茶一体、茶药同源”理论，以及药茶配方和疗效。在场的人不禁愕然:“这茶里的学问这么多!”

　　后来，赵立冬又跑到饮食、旅游等行业“煽风点火”，宣传中医传统文化中有关食疗和出游治疗“心病”等知识。对此，他颇为得意:“在饮食中讲食疗、在旅行中讲养生。我在宣传中医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给商家提供经营的创意，这是双赢之举，何乐而不为呢?”

　　再接下来，就碰上了“取消中医”的网络大争论。在赵立冬看来，这次争论非但不会危及中医的生存，反而是借力复兴中医的一次大好机会，“就看我们这些中医界人士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让公众的这种关注延续下去”。

 

张功耀是谁

来源：环球人物
 
　　他呼吁“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并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响应者居然过万

　　张功耀是谁

 
　　2006年10月10日以前，张功耀并不为众人所知，他只不过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位普通教授。

　　但是现在，在“百度”上点击一下他的名字，关于他的搜索结果已经达到39200多条。不仅许多报刊排着队预约采访他，凤凰卫视还邀请他参加了一个收视率颇高的访谈节目。

　　张功耀一下有了知名度。

　　“我现在就像当年的马寅初”

　　10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张功耀在长沙的家。

　　中等身材的张功耀，看来并未对自己进行“打理”，头发蓬乱，穿一件普通深蓝色衬衣，整个看上去比较“原生态”，与在博客上人们看到的正襟危坐的“大家风范”相差甚远。

　　“您可是出名了。”记者以一句玩笑，开始了对张功耀的采访。

　　“是的，只不过是骂名。”没想到张功耀一点没有介意。他说这段时间遭遇的“口水”之多，是一生中前所未有的。

　　提起“取消中医”的话题，张功耀兴奋起来。他就像讲授一堂他最擅长的《科学史》课一样，辅以强有力的手势，开始了对记者的“演讲”。

　　“马寅初当初提出‘人口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你看看现在。我现在就像当年的马寅初。”张功耀说这句话的时候，坐直了身子，紧盯记者的眼睛，一改刚才的轻松。“即使我不能改变什么，也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有告别中医药的观点存在，时间能证明一切。”

　　“听说有很多学生对您的课程印象深刻，因为你经常在上课前或课中放一些电影片段。这样，同学们就省了看电影的钱。”

　　记者话音未落，张功耀就拍着沙发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的一些课程内容比较枯燥，不想点办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恐怕他们不会认真听课。”

　　在采访过程中，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张功耀不停地在书房与客厅间跑来跑去，将书中的相关内容一条一条地指给记者。很快，他的周围出现了两堆书。

　　落日的余晖穿过窗户，映在张功耀的脸上。他手捧书籍，一会儿紧蹙双眉，一会儿拍腿大叫，一会儿开怀大笑，不停地同记者侃侃而谈。

　　“到我发出声音的时候了”

　　张功耀生于1956年11月10日，湖南郴州人，曾当过农民、矿工、民办教师、广播员、生产大队秘书。

　　“那时候，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对于过往岁月的回忆，张功耀没有抱怨，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张功耀的专业是研究科学史，对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门类均需涉猎。此前，他曾撰写并发表过《相对论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π的历史》等专著、论文。

　　“我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药，实践经验早就有了，而且我太太就是学中医的。”张功耀从书房里翻出一本泛黄的医书，称这是他最早的“中医读本”。

　　谈得兴起时，张功耀甚至夸下海口:“比中医医术，我可能不如我太太，但若比对中药的了解，她可能就不如我了。”

　　张功耀说，可能是对传统中医药的持久关注和积淀达到了“临界状态”，他感到心痒难搔，觉得有必要表达自己在医学上的观点。

　　今年4月，张功耀的一篇《告别中医中药》学术文章，在学术杂志《医学与哲学》第四期上发表。文中指斥中医药“不文明、不科学、不人道，危害生物多样性”。

　　6月1日，张功耀在博客上发表《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一文;6月13日，又发表《从中医药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两篇文章引起不少网友的强烈反响和踊跃跟帖，其中表达反对意见的占大多数。之后，张功耀围绕这一话题继续撰文多篇。

　　10月7日，张功耀在博客上发起“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响应者已经过万。

　　记者在张功耀的博客上看到，签名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和业内人士，甚至包括中医专业的毕业生。

　　10月10日，有关主管部门人士发表意见，认为促使中医中药退出是“对历史的无知”。

　　但张功耀并没有因此而“受打击”。他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如果我的看法能被有关部门接纳，反而奇怪了。”他微笑着向记者分析道:“传统中医药已经沉淀在国人骨子里了，一朝一夕是不可能改变的，重要的是有人能一直秉持这样的观念(反中医)，让大家警醒并逐渐认识。”

　　张功耀说，反对中医者，“以前是余云岫、鲁迅、傅斯年⋯⋯现在就到我了，到我发出声音的时候了。”

　　他说自己突然成了“反中医论”的领军人物，这只是“阴差阳错”，并非是他的主观行为。

　　“给爷爷看病肯定多开了药”

　　年轻时，张功耀对中医药非常相信，还下过一番苦功研究。“中学毕业后，开始看中医书。我采过草药，也炮制过一些药，还开过方子，治过病。说起用草药，现在一些中医专业的人可能还比不上我。”

　　直到现在，张功耀还对其中一个病例记忆犹新。那是1974年，当时，张功耀学中医已经一年多了。一天，他的爷爷突然昏迷不醒。更严重的是，后来，他爷爷只进不出，吃了9天饭，没有排泄。家里人找来当地许多医生，但都不见好转，命在旦夕。

　　“那时候胆子就是大，我就拿爷爷做起了试验。”张功耀说，他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芯草和木通做引，抓了三剂。

　　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张功耀的爷爷突然有了知觉，有要解手的表示。下午，再喂药。第二天，他居然开口说话了。吃完第三剂，爷爷的病居然好转了。更神奇的是，此后，张功耀的爷爷除双脚有些麻木外，再没得过别的病。

　　但这对张功耀来说，并未成为传统中医药有效的佐证，他反而更加认为:中医药有弊端。“学了科学史以后，我发现，这个‘成功’病例，用现代医学来分析可能会更准确。比如，当时我把这个病例判断为“胃腑热积”，可能掩盖了不少更精细的东西。现在我猜，我爷爷可能当时属于轻微的脑血栓，脑血栓自动修复以后，病也就自愈了。”

　　张功耀认为，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医的“成功”背后，可能蕴含了相当多的失败，包括病因判断模糊等。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给爷爷看病，肯定多开了药，浪费了钱，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估计，在这个方子中，有一味大黄就够了，其它都可以节约。”

　　当记者问到其妻子对他“反中医”的态度时，张功耀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说，尽管妻子坚决不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他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只需表达自己的思想，至于社会、家人如何看待，并不是他所要考虑的。“我从未想到网络上会有如此多的人进行回应与支持，倒是想过言论一出必定会成为众矢之的”。

　　“我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功利”

　　有网友尖锐地评论:最不应该反对中医药的是张功耀，因为没有中医药，张功耀不可能这样出名。

　　这样的揣测显然让张功耀难以接受，他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仿佛是在宣誓。“我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功利，只是想表达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至于后来的网上签名，也只是为了在卫生领域进行有益的争论，而且，现在也没有哪个部门要求我停止发表意见。”

　　张功耀说，他的行为并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因为对于传统医学的批判已有相当的时日。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1934年8月26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专门发表文章，倡议废除中医;再以后，台湾的李敖在1961年发表过两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

　　谈起他是否有资格评判中医药的得失，张功耀显得不胜其烦。“法拉第的专业是化学，但让他成名的却是电磁学。我本人从1973年就开始学习中医，我妻子也是5年制中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我经常阅读中医著作。从1985年开始，我就经常与医学界的朋友讨论医学哲学和医学社会学问题，正式发表反对中医的文章则是在今年。我是有充分的资格和信心讨论中医问题的。”

　　张功耀抱怨很多人曲解了他的意思，因为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中医药，而是“让中医药退出现有医疗体制，回到民间去发展”。这样的好处是腾出资源来发展西医，而让中医药在民间经历自我淘汰。

　　“现在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自从在博客上发起签名活动后，张功耀就陷入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争。不少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比如有网友骂他是“卖国贼”、“数典忘祖”、“汉奸”等，网络语言暴力袭面而来。

　　“整天都是这些车轱辘话碾来碾去。”张功耀对此很不解:怎么就没人愿意对这一问题进行冷静探讨与科学论证呢?

　　湖南一位老中医向张功耀发出“战书”:邀请他到医院观摩，并进行辩论。这位老中医甚至直斥张功耀“没资格对中医药指手画脚”。但张功耀拒绝了这位老中医的“邀请”，因为他认为现在就辩论会产生火药味，不利于冷静的思考与对话。

　　“在传统中医药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是民族主义情绪掩盖了理性态度。这样无法促进医学水平的提高。”张功耀说，他非常欢迎业内人士和他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如果谁能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中医药的有效性，他会认错。

　　10月14日，张功耀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此时，他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力交瘁:“我现在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这事费力不讨好，我不想搞下去了。”他说，他现在除接受记者采访外，就是在网上与不同意见者论战，“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着怎么和人辩驳”。

　　张功耀承认，他现在有点受不了了，想摆脱这种生活。但他说，这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精力不够”，“我是有正当职业的人，不可能把很多时间耗费在这个上面”。

　　张功耀认为，自己“萌生退意”并不奇怪，因为鲁迅先生反对中医的文章只写了2篇，李敖也写了2篇，稍微多一点的傅斯年也只写了5篇。

　　10月15日，张功耀致电记者，说当天他接到5个声援电话，其中还有一位80岁的老先生。另外，他还透露，受凤凰卫视之邀，他将赶赴北京录制一期访谈节目。他说，凤凰卫视承诺给他一个自由表达观念的舞台，而且允许他在湖南找持相同观点者共赴北京参与“中医药存废”的讨论。

　　在“告别中医药”的道路上，张功耀表示还会走下去:“只要允许，我就会一直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的观点有些道理但也偏激”

　　在中南大学采访时，记者听到了一些张功耀的同事和学生对他的评价。一位熟悉他的老师对记者说，张功耀是个很不错的人，敢于思考，有创新精神，但“思维比较诡异，有时候他的推理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张功耀是个崇尚西方文化，厌恶传统文化的人。”这位老师透露，在一次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张功耀作为代表发言时，竟说不要读中国人的书，要读外国人的书。“我曾送过他一本书，里面有关于湖湘文化的内容，可他不承认湖湘文化的存在”。

　　对于张功耀提出的“取消中医”的观点，这位老师认为有炒作之嫌。“‘取消中医’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中医药是一种文化传统，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会因一个人的否定就消亡。张功耀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问题，钻进了牛角尖，是文化虚无主义。此事在全国闹大后，张功耀不再承认自己是要‘取消中医’，而是说要‘告别中医’，这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南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他去年曾听过张功耀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张功耀有句话让他一直记忆犹新:“中国没有象牙塔，中国大学的教授都是跟着潮流走，真正的学者教授应该是潮流引导者。”这位研究生认为:“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说的话，只是太偏激。”同时，在他眼里，张功耀是一位不错的老师，“上课的时候会维持纪律，他还是希望将一些知识真正传授给学生。你要是听过张老师的课，你就会认为，他提出‘取消中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挺佩服他的，他上课时会拿出很多自己的观点与我们讨论，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想法。”

 

余云岫“废禁中医”第一人

来源：环球人物
 
　　70多年前，他曾推动通过“废止中医案”，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取消

　　余云岫“废禁中医”第一人

 
　　说到国内反中医，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废禁中医”第一人的，其实是一个叫余云岫的人。

　　1879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

　　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

　　在书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

　　余云岫甚至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完全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田小明：一根银针“闯”白宫

来源：环球人物
 
　　　治愈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总统向他颁发委任状

　　田小明，一根银针“闯”白宫

 
　　“这个针里面是不是藏了药?”在美国，田小明用针灸给人治病时，经常会被这样问。20年前如此，20年后还是这样。

　　田小明现在的头衔很多:美国华盛顿中华医学研究所治疗中心主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医针灸顾问，华盛顿骨关节和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瘤研究所委员，还曾担任过美国“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些职位都和他从事的中医治疗与研究分不开。

　　100块钱1斤的中药喂耗子

　　记者见到田小明时有些意外。印象里的中医大夫都是斯文柔弱，而他的身高至少也有一米八。田小明说:“我十几岁时练过铁饼，那时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呢。”

　　这个掷过铁饼的人，后来却拿起了银针，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医，尤其是针灸的印象。

　　24年前，田小明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作为公派留学生来到美国。当时，田小明向美国有关机构申领中医研究经费，却始终批不下来，问及原因，美国人的理由很简单:“要我们认可中医，只要你能证明中医有效果就可以。”

　　好强的田小明决心拿出“有效果的东西”给美国人看。学西医出身的他知道，要让美国人信服，就必须要有精确的数字和客观的实验数据。田小明尝试采用西医的方法证明中医的疗效，“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采用中草药和针灸治疗，可以用化验数据来证明血压降低、糖尿病症状减轻、病人微循环改善。无论是临床效果和动物实验，都要由数据来证明。”

　　这些实验和研究的经费，全部由田小明自己承担。为此，他“花了很多钱从国内买最好的中药，包括100块钱1斤的口蘑，全都喂给做试验用的美国耗子了”。事隔多年，田小明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候，心疼也得买，这是发展中医，使其得到西医认可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刮目

　　田小明通过实验，得到了他想要的数据。但这并不代表中医获得了影响力，更不能使中医获得大范围的推广。于是，在开办西医诊所的同时，田小明还提供免费的中医针灸治疗，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让美国医学界了解中医。

　　机会出现了。时任白宫妇女儿童保健委员会顾问的派吉·皮格女士，受坐骨神经痛的折磨长达数年之久。西医为她做过手术，可结果却是“神经没有问题”。皮格因此不得不随身携带一个板凳和枕头。

　　田小明的针灸治疗是她在绝望时的无奈选择。“这是我在美国治疗的第一例严重患者。我当时告诉她，坐骨神经痛是不需要动手术的，我可以先为她进行15次针灸，如果这15次有效，短期内就可以治愈，否则就麻烦了。”田小明回忆说，扎了不到10次针，皮格的症状就减轻了。病愈后，皮格和她的丈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瘤研究所所长，开始在各个场合宣传中医针灸治疗的好处。从此，美国医学界许多人士不再对针灸和中医不屑一顾，而是刮目相看。

　　在田小明治愈的患者中，很多都是从西医大夫那里转过来的。当这些病人对针灸和中医心存疑虑时，他们原来的美国医生都会说:“相信他吧，田医生可是我的医生。”

　　同行的口碑宣传，使美国医学界认识了田小明，也认识了针灸的价值。199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聘用田小明担任中医针灸临床顾问。在所有15位主任级临床顾问中，田小明是第一个担当此任的华人医生。

　　受到美国总统邀请和任命

　　用中医治愈参议员丹尼斯·迪康西尼的颈部神经炎，为田小明打开了通往白宫的大门。

　　迪康西尼找到田小明时，已经无法低头，右手也不能写字。经过田小明15次针灸治疗，他的手、头都可以行动自如了。之后，迪康西尼在报告中向克林顿总统大力推荐中医针灸。

　　1994年到199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针灸重新作出评估，认定针灸对关节炎、疼痛、偏瘫等病症的疗效，并把针灸的地位从“实验用品”提升为有效的医疗技术。由于政府政策的转变，美国保险公司也开始支付针灸治疗的费用，把针灸纳入保险体系，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在接受针灸治疗时，可以和看西医一样由保险公司付费。

　　这样一来，关节炎、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艾滋病、癌症患者，纷纷涌向田小明的诊所。

　　事实上，很多美国患者和专家并不清楚针灸的原理，但对于针灸的医疗作用却坚信不疑。现在，西方一些医疗机构已证实了中医穴位的存在。不过，经络传感现象对于疼痛的抑制和一些疾病的治疗，西医界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人甚至因此质疑中医的科学性。对此，田小明反驳说:“在科学领域，中医的一些理论只是还没有被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估量和认识。没有认识到，是能力有限，不代表这些不是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出来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理解，难道它就是不科学的?”

　　好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中医。2000年12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发布总统令——“基于对田小明品德和能力的特别信赖，我特任命他为‘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委员”。白宫在邀请田小明参加白宫祈祷早餐会时，时任副总统的戈尔还专门向他面谢:“我要特别感谢您治愈这么多美国人!”

　　“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由20名专家组成，任务是对世界各地33种传统医学进行评估，提出立法和行政改革方案，将其精华纳入美国主流医疗保险制度。在任委员享有副部长级待遇，是一项终身荣誉⋯⋯

　　回想自己的诊所当初门庭冷落，现如今每年都有上万人次来这里就诊，田小明高兴地说:“我这是沾了中华民族的光，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而是继承下来的。”

　　更让田小明高兴的是中医在美国的发展势头:目前，在美国50个州中，49个州立法承认针灸并准予办理执照或注册，全美针灸师已达到3万名左右。

　　中药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田小明认为，西医是欧美人的传统医疗手段，中医则是中国人的传统医疗手段，甚至也被亚洲其他国家采用。中医和西医的历史地位是一样的，中医完全可以脱离西医独立发展。“我们老祖宗感冒发烧都是被中医治好的，在西医没有产生的那几千年，难道中国人就不生病了?”

　　田小明还说，西医一直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中医的优势已逐步被认知，因此中西医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医学。在美国，不仅有政府政策作为支持，而且普通百姓中也不乏中医的拥护者。2001年美国就有1.58亿人自费购买、服用包括中草药在内的保健品，共花费170亿美元。这一消费还在逐年增长。“难道美国人吃饱了撑的，政府和老百姓都花那么多钱去支持中医?这是因为他们确实见到了中医的效果。”

　　目前，美国医学研究机构越来越关注中医。这令田小明十分欣慰。他介绍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补充和替代医学研究中心先后成立6个协作中心，最初以研究针灸为主，近来增加了中药治疗不同疾病的研究课题，协作中心通常得到约500万美元的资助。每个中心都有中医专家担任重要职务。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协作中心是其中之一，中心的专家选定“中药治疗哮喘和过敏”为研究课题，颇有成绩。他们新研制的复方中药已经通过美药管局批准，进入临床三期试验。另外，运用中医药治疗癌症、骨关节炎以及戒毒戒酒等研究课题也都初见成效。2006年4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首次召开了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门会议，显示了西医对中医药治病的关注和希望合作的愿望。

　　对中医在美国的发展，田小明套用了两句古诗来形容:“现在针灸的情况是‘春风正绿江南岸’，而中草药目前尚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由于美国对医药的管理十分严格，一些中药在完成毒理、药理分析之后，还要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

　　“针灸拿到美国的资格认证差不多经历了25年，中药连第一个25年还没有走完。因此，中药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前景依然乐观。”对自己从事的中医事业，田小明始终充满信心。

 

何祚庥为何批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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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祚庥为何批中医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前些年他说过这样一句引起争议的话:“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而今，又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取消中医”的言论，这再次引起了他对中医的关注。

　　见到记者，何祚庥劈头就问:“你准备发多少字，我就给你谈多少问题。”

　　“我的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天色阴沉灰暗，何祚庥穿了一件明黄色的防风衫来到办公室，加上他满头银发，很是醒目。

　　他的语言也和服装一样风格鲜明:“我说话很尖锐，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何祚庥声称自己对于医学是外行，所以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记者:您支持他们(反中医者)的哪些根据?

　　何祚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医和西医哪个落后?

　　何祚庥: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少的人才选择中医。这是中西医产生争议的背景。当然中医里也挑得出某些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是它在整体上比西医落后。

　　记者:您从来没有看过中医，是吗?

　　何祚庥: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但我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记者:为什么?

　　何祚庥:我两岁时父亲得伤寒死了。他是学现代科学的人，却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当时，我祖父母和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所以，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

　　记者: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祚庥: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西医就治得很快，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区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弟弟很小的时候，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地说了一通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说，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检测，缺乏蛋白质，导致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

　　何祚庥跟记者谈起的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0多年前。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疗体系里，中医处在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虽然西医已经广为人知，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名门显贵，家中有病患首先求助的还是中医。

　　何祚庥说，“那时很多老顽固非常相信中医，对西医极为排斥。就像《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西医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听”。在他的印象里，中医曾经对西医有过非常强烈的抵制，但这种抵制被历史证明没有成功。

　　在何祚庥和中医打交道的记忆里，也不是一点没有好印象。他说，“我七八岁的时候，一次胳膊脱臼，找中医看。上海蓝十字会的医生抓住我的两只手一抖动，就接好不疼了。我的一个舅舅是西医，他说这是中医的长处，这种手法西医没有，应该向中医学习。解放以后，我的手上长瘊子，花了三四分钱到中药铺买鸦胆子，碾碎了敷在手上一两天就好了。”

　　但是，在何祚庥看来，这些都是中医某些技术上的优点，并不代表医学理论上的先进。

　　记者:说中医在医术上落后，您的依据是什么?

　　何祚庥: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

　　记者:有人说，这些中医理论是和中国的玄学相结合的，和现代科学存在不能对接的地方。您认为呢?

　　何祚庥:有人把玄学渗透中医的这部分当作是正宗理论，我只好说这是落后的东西，太不科学了。中医界有一些人觉醒了，认为这些理论靠不住，主张中医现代化、科学化。但是，还有相当一些有影响的老中医大夫说，阴阳五行有道理，《黄帝内经》有道理。《黄帝内经》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一些力挺中医的人，对中医学院把《黄帝内经》列为选修课大为不满，(我看)列为选修课就不错了。我是物理学家，我也学牛顿力学，但是我没有念过牛顿的原著。那么厚一大本，用了许多非常复杂的证明方法。现代的教科书已经把牛顿力学归结得很简明，有什么必要去读原著呢?一样的道理，有什么必要念《黄帝内经》!从这可以看出，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缺乏科学的精神。中医学理论的主流是不科学的，存在基本判断的错误。一些中医界的权威人物，还错误地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对中医的摧残。

　　记者:目前，有一些理论还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手段认知、未经现代科学手段认知、检测和验证的理论和现象被称为“潜科学”或“前科学”，但并不代表它就不是科学。

　　何祚庥:不，“潜科学”或“前科学”就不是科学。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没有第二种牛顿力学，这是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不能一下子看清楚，是逐渐逼近的。这就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但不能说有相对和绝对之分，真理就是多元的。医学也一样。中医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做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记者:这是西医的长处。

　　何祚庥:这不是一个长处的问题，这是主流。西医的主流是科学，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其理论基础不科学，对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也说不出道理。在这些方面中医应该向西医学习。有的人明知理论不科学，但又不愿意抛弃这种理论，反对中医现代化，简直荒唐得很。这就是导致它(中医)必然死亡的原因。

　　记者:那么您支持中医现代化吗?

　　何祚庥:当然支持啊。

　　记者:这样说来您也是支持中医的，只不过是希望它现代化。

　　何祚庥:不，不，不。我只支持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记者: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医现代化行动。

　　何祚庥:比如上面我说的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

　　记者:这只是形态的改装，成份是不变的。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何祚庥: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就是中西医的优劣。

　　你看有人在报纸上这么说:“现在的中医教材存在很大问题，掺杂了过多的西医理念，冲淡了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让一些学生丧失了对中医的信任和信心，丢掉了中医的根本。”你看见了吧，他们(拥护中医的人)科学水准太低了，没有能力去辨识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的。本来我只想说阴阳五行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他们非要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好的，这就是在宣扬伪科学。我这个人是讲究科学的，没有偏见。他们只要能给我证明阴阳五行如何正确，我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

　　“马上废止中医不现实”

　　记者:有人说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

　　何祚庥:中医最为得意的就是整体思维，这个整体思维好像很符合辩证法。辩证法主张全面地看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还有一条，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症施治”改成“辩症施治”。早年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症施治”，但后来为了凑合唯物辩证法，就把中医书中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中医的治疗难道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啊!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记者:您多次说到伪科学这个词，到底什么是伪科学?

　　何祚庥:英国哲学家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认为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错误，有错改错，这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一些人如果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科学的，向社会公众推荐的话，就是宣传伪科学。

　　记者:您是说中医是伪科学，还是中医理论是伪科学?

　　何祚庥:我批评的是他们的理论，就是阴阳五行。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却认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就会使人们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在中医里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往往和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对于目前社会上攻击中医的言论，您赞同吗?

　　何祚庥: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我是反对伪科学的，所以我是支持批判中医的。不过我也有所保留。

　　记者:您对什么有所保留?

　　何祚庥: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说这个话是可以的，但是付诸行动是不现实的。对于现在张功耀等人说要废止中医，这个我是有保留的。我现在批评中医，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将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现在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必然。

　　(以上文字经过何祚庥先生审阅，为其个人观点)

段向群向反中医者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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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张功耀针锋相对，他发表了《中医药宣言》

　　段向群，向反中医者宣战

　　就在“万人网上签名反中医”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一篇题为《中医药宣言——致反对中医者的公开信》的“应战性檄文”，也在网上横空出世。文中这样写道:“对待自身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谨如中国中医药学历史和科技史观,即不应妄自菲薄,更切忌数典忘祖⋯⋯”

　　作者名叫段向群，现年55岁，是一位中医经络专家，目前担任北京经络中心研究室主任、全国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行业标准办公室副主任，曾和西医专家花费10多年时间，从否定的角度论证“中医经络是否存在”这个命题，结果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性。

　　凭借40余年的从医经验和对中医的深厚感情，段向群足不出户，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写就《中医药宣言》，发表在网上，以此捍卫中医。段向群说:“我希望他(张功耀)来反驳我，我要和他辩论下去，直到他无话可说!”

　　论证“经络的存在”

　　在中医界针灸这个行当里，段向群名气不算小，但进入此行却有些曲折。

　　“文革”中，段向群的父亲受到迫害，母亲因此受到强烈刺激而导致右半身瘫痪，后来幸亏北京协和医院的针灸大师马维贤出手相救，才得以康复。打这以后，母亲就希望学中医外科专业的段向群能够改学针灸，并拜马维贤为师。起初，段向群不愿意，并为此常跟母亲争吵。有一天，段向群听母亲说，“要是能将马老的这门手艺继承下来，就可以去治疗更多瘫痪的病人”，遂下定决心学针灸。

　　段向群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微毫的小小银针，会成为他日后专业生涯中与反中医者抗争的“有力武器”。

　　1973年，22岁的段向群在与他人合作证实针灸具有术后止痛功效之后，获得了国家首次拨给的20万元中医科研经费。按照有关部门指示，这笔经费被用来成立了一个经络研究中心，段向群成为其中一员，并接手了一个进入国家基础研究范畴的课题——论证经络是否存在。

　　在那个时候，质疑中医的人往往认为“经络就是神经、血管和淋巴，是西医已研究过的东西，所以中医不需要存在。”

　　段向群和两位西医专家组成一个团队，运用西医的研究办法，从否定的角度，论证经络是否存在。显然，对于这个违背自己学术立场的研究工作，段向群感到万分为难。不过，崇尚科学、理性和公正的他，还是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论证经络是否存在。

　　1985年的一天，距离段向群首次接手课题，已过去了10多年时间。此时，他和导师、同事已“转战”至北京积水潭医院。他们在62位骨肿瘤患者配合下，进入论证经络是否存在的最后临床试验阶段。成败在此一举，众人无不紧张。

　　试验开始了。段向群等首先对62位病人的四肢进行全方位测试，得到的结果是“血管是循行的，神经是反射的，淋巴是流动的”，而且“经络系统的声、光、热、电、核、磁等反应全部存在”。然而，当病人被截肢以后，新的测试结果却迥然不同——血液不通了，神经不反射了，淋巴也没有了，但经络系统的声、光、热、电、核、磁等物理反应仍旧存在!

　　拿到测试数据的一刹那，段向群兴奋得差点没跳起来。这个结果直观地说明:中医的核心概念“经络”，是独立于血管、神经和淋巴之外的另一个概念体系，中医的理论是有它自己的完整性的，并非依附于西医而存在!也就是从那天起，“中医就是科学，中医也可以通过精确的科学试验得到证实”的观念，在段向群脑海中扎根。

　　21年后，年过半百的段向群在记者面前，再次翻开了那本凝聚众人心血的《神经经络生物物理学》。轻抚封面，他的眼神有些异样，面容凝重，语气激动:“这是得到了世界认可的一项研究。事实证明，中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科学!”这使他在后来中医面临质疑时，一次次底气十足地挺身反击。

　　反驳“中医不科学”

　　还是在1985年，段向群等人的课题研究工作接近尾声时，北京、上海的62名西医专家出于争取科研经费等原因，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可能是伪科学”，呼吁“国家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中医研究上”。这导致了中西医之间的争论，并使中医一时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当时，段向群一边忙着课题研究工作的最后冲刺，一边兼任着中央保健局的工作，无暇了解外界的争论。直到有一天，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等人专程来宿舍找到他，将已经发表的有关反对中医的材料递给他，说:“小段，你文笔好，能不能站出来替中医讲话?”

　　段向群当即将材料逐字逐句看完，随后拍了拍胸脯说:“没问题!这个我感兴趣!”紧接着，他调动了全身的写作细胞和自己20余年的从医经验，结合课题研究中的最新成果，相继发表了《祖国医学的民族使命》、《祖国医学的科学使命》和《祖国医学的未来使命》3篇文章，对中医药的起源、历史和优劣，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

　　面对文中引用的大量事实和科研数据，反对者无言以对，一场争论被平息下来。此后，有关部门在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先后拨了1500万元科研经费给中医，段向群因此一度被认为是“中医的救命人”。

　　然而，质疑、反对中医的声音不光来自国内的西医。即使段向群后来以政府专家身份去国外宣讲中医时，也不止一次地当面听到质疑和反对中医的声音。

　　1993年，段向群在新加坡呆了9个月，主要是给周边地区的华人宣讲中医。

　　在一次现场提问时，一名新加坡女学生举手提问:“鲁迅先生是中国的大文豪，如果中医如您所说的那么伟大、无懈可击，他又为什么要反对中医?消灭中医呢?”

　　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等着看段向群如何回答。

　　几乎不加思索，段向群侃侃作答:“没错，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一位很伟大的文豪。但他在日本学的是西医，自始至终，他对中医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其次，他对中医的反感缘于自己的成见，因为他的父亲被庸医治死了。另外，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鲁迅先生患肺痨去世时只有56岁，西医并没有将他治好。我敢肯定，如果他选择中医，有希望活到80岁!”话音一落，掌声雷动。

　　寻找“中医的标准”

　　在不少人眼中，段向群是中医的坚定拥护者，“他不接受中医以外的任何医学。”对于这样的评价，段向群很不认可：“我所反对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我所反对的，是不公平的标准，是一味地用西医的标准来限制中医。”

　　这样的观点，段向群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甚至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当着众多专家、官员的面，他也毫不讳言，言辞颇为激烈:“现在很多人争论中西医该不该结合。我看，不是结不结合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凭什么中医的科研成果要用西医来检验，而西医的却不用遵循中医的标准?”

　　对于自己的言论，段向群这样解释:“并不是我赌一时之气，道理很简单，同是棋类，围棋和象棋却不能拿到同一个场合，搅在一起下，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一套规则。”

　　在段向群看来，推进中医行业标准的制定，刻不容缓。他说，中医要发展，要在新时期焕发生机，就必须与国际接轨，但接轨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地服从别人，更不能要求中医必须在西医的标准下发展。

　　在和国外医疗机构的交流中，段向群听到过这样的意见:“你们的《本草纲目》那么好，可是我们看不懂。虽然有英文版本，可是翻译得不够准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让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呢?”

　　这番话对段向群触动很大。很快，他结集了身边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国外科研机构的配合下，用了6年时间，根据现实需要，将《本草纲目》里的部分草药和药方做了一定范围的修正，并在诠释中运用了纳米等最新科技概念和知识。段向群希望他的这个尝试，“能给中医研究方向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尽己所能唤起众人对中医的关注，已成为段向群的一种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我已经开始着手写第二篇公开信，还准备写第三篇、第四篇甚至更多。我要借这次机会，用我的行动和宣言，让更多人相信中医、接受中医。反正当了这么多次杠头了，也不少这一次!”

邓铁涛五次上书捍卫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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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铁涛，五次上书捍卫中医

　　他说：“中医药是我国的原创科学”

 
　　虽然这场关于“取消中医”的争论，最终因卫生部毋庸置疑的官方表态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似乎远未结束。这时候，很多人都想到了一位老人。因为，他曾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求索，不断向世人表明:中医药是一门毫无争议的“科学”。他，就是邓铁涛教授——全国著名老中医，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邓铁涛191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中医世家，一生获奖无数。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收载入“世界名人录”。2001年，有关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今年已90岁高龄的邓铁涛，平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这一次，他不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身边的人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他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中医药正面临几千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药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熟悉邓铁涛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奉中医药为至尊，而且身体力行。他说，很多人一感冒发烧就喜欢打针甚至输液，说这样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打吊针有很多不良反应，甚至是后遗症，还能说它‘好’吗?”

　　据邓铁涛介绍，他的孙子们生病从来不打针，“至今保留着‘处女’屁股”。邓铁涛说:“很多疾病，简(单)、(方)便、(灵)验、(价)廉的中医都能解决，不一定要花大钱看西医。”他有一位弟子在深圳做中医，一天晚上匆匆打来电话说，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不小心吞下一小块有棱有角的石子，孩子太小，开刀、麻醉都是难题，怎么办?

　　这在其他人看来应是西医的“长项”，但邓铁涛却说，用中医解决更好，“什么手术都不用做，就用早些年广东人常吃的发菜煮稀饭。发菜又细又韧，肯定能带出石子。”果然，早上7点吃下去的石子，下午6点就被拉了出来。

　　对于这些小病症，邓铁涛认为并不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对他来说，近一年来，最令他兴奋的事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对于中医，多年来一直存在“是否科学”的争论。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如果按西医西药的思维，至今仍解释不清其治病原理。“到底是哪一种药物成份在起作用，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所以就有人乘机质疑。”曾有一种说法，中医药的治疗应属“黑箱理论”，即不论治疗过程，只凭效果论定。显然，以追求精确为原则的西方主流医学，对此是难以认同的。

　　正因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命运坎坷。先是在民国时期被打压，后来在解放初期接受“改造”。按邓铁涛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药管理局成立时才有了转机，“现在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正是还中医一个‘科学’的本来面目!”

　　除“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外，另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去年首次将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列入其中，并拨专款5200万元。而时年89岁的邓铁涛，被任命为这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是老人此生最骄傲的事情。他笑着说:“这可是我发动100多位老中医，上书科技部的结果。”

　　邓铁涛说，在我国，京剧、陶瓷等都是流芳千古的艺术，但“中医药”却被忽视。其实，中医药才是我国少有的原创科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很多人认为，中医理论‘难懂’，其实是人们习惯于用西医的观念来看问题。中小学的常识课、生理卫生课，教的都是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却绝口不提。这反映的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中西医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用西医的思维来看中医，就不容易理解。要知道中医某些貌似‘不科学’的说法背后，其实有着大科学的内涵，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

　　“非典”是中医命运的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发展每况愈下。邓铁涛当时做了统计: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邓铁涛急了，赶忙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并引起高度重视。此后不久，国务院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并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这是邓铁涛第一次上书。第二次是1990年，国家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位列其中。邓铁涛当即联合全国其他7位著名老中医一起上书。最终，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事件。

　　1998年，全国又刮起了一股“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合并后，不少中医院校只剩下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邓铁涛忧心忡忡:“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于是，邓铁涛再次和其他中医老专家一起上书。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紧急“刹车”。

　　邓铁涛第四次上书，时间是2002年12月31日，主题是“中医不能丢”，以呼吁全社会对中医药加以重视。

　　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邓铁涛又上书了!而这一次，恰恰是中医命运的转折——这次恰逢“非典”。邓铁涛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这也直接为后来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打下了基础。

　　中医药要丰富“武器库”

　　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中医药大显身手。这被邓铁涛称为“时来运转”。他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非典”时期，为什么能够做到“零感染、零死亡、零转院”，就是因为中医及时介入治疗。后来，一直力挺中医药介入治疗“非典”的邓铁涛，不仅担任了广东省中医院支援香港专家的顾问，还担任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像‘非典’、禽流感、流感⋯⋯对这些近年来频繁暴发的流行性疾病，中医药都会有办法、有对策。因为，中医药是一个‘武器库’，总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邓铁涛认为，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思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不能以西医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中医的原因。”西医讲究对抗性治疗，是以生物为本，凡病都要找到病的源头，找到元凶，然后杀死;而中医呢，则是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从而抵抗各种侵扰。

　　邓铁涛说，发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系统地丰富其治病“武器库”，将来肯定能治疗更多的疾病，包括艾滋病等世界性难题。另外，中医药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预防保健。预防保健做得好，可以让人少生病，这是节省医疗费用开支的最根本方法。他说，这也是近年来他大力推行凉茶的原因。凉茶是广东医学界的一大创造发明，现在正走向全国，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邓铁涛现在虽已90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这一点，他认为，这恰恰就得益于中医的养身保健作用。“中医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上工治未病’的防治思想。‘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是处在酝酿阶段的病，而中医可以发现它。要知道，现代医疗条件下，许多疾病要靠高科技的医疗器械才能发现，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的神奇。”

　　在邓铁涛看来，中医注重养生，保持健康之身，注重人体的自强;西医虽然也有预防思想，但它是打预防针。邓铁涛说，他自己常会捡起掉在桌上的食物继续吃，因为有时需要少量的病菌来“锻炼”肠胃，否则人体的“公安部门”——免疫系统就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其实有点细菌不是坏事，只有这样人体才有抗病的能力。”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邓铁涛给记者背起了《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讲的就是精神卫生，心胸开阔，身体自然就好。这些几千年前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