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公害及对策研究
张赞宁
（东南大学法学院 江苏 南京210096）
摘要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了电脑和太空的时代。对于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巨大灾害，人们已早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对于伴随着现代医学文明而来的“医学公害”，却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在医害面前，显得异常的麻木不仁，现在人们还沉浸在医学科技的进步与巨大成就的欢庆之中。我们的新闻媒介在津津乐道地宣扬500克婴儿喂养成功和连体婴儿手术成功的时候；在报道生物医学工程、基因工程、遗传工程、器官移植、人工心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人工心肺机、克隆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并没有认真的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和隐患。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其实，在这些医学成就的背后，也和大工业污染一样，人类是以惨重的生存环境的毁坏为代价的。现代医学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健康、长寿和低死亡率等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人口爆炸、基因退化、人口老化、性别比例失调等巨大的危害和灾难。而且这种危害和灾难并不亚于大工业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关键词 医学文明 公害 对策
中国分类号：C9139 文摘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06)04-0-0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当西方的产业革命还只是取得初步成就的时候，恩格斯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了电脑和太空的时代。伴随着人类文明而来的“人口爆炸”、“温室效应”、“臭氧层的减少”、“大气和水源的污染”、“噪声”、“食物链的破坏”、“森林资源的破坏”、“生物种群的减少和灭绝”等问题，均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忧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各种世界性环境保护组织应运而生，它们为此而发表的各类“环境保护大纲”、“宣言”和国际性“法规”“条例”“判例”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连各国新任首脑的就职演说都离不开“环境保护”这个主题。
然而，伴随着现代医学文明而来的“医学公害”，却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在医害面前，显得异常的麻木不仁，现在人们还沉浸在医学科技的进步与巨大成就的欢庆之中。我们的新闻媒介在津津乐道地宣扬500克婴儿喂养成功和连体婴儿手术成功的时候；在报道生物医学工程、基因工程、遗传工程、器官移植、人工心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人工心肺机、克隆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并没有认真的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和隐患。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其实，在这些医学成就的背后，也和大工业污染一样，人类是以惨重的生存环境的毁坏为代价的。现代医学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健康、长寿和低死亡率等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而且这种危害和灾难并不亚于大工业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不过这种“医学公害”相对于工业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要来得较为隐蔽和缓慢些，而不易被人们察觉罢了。其实，医学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若要作一系统论述，足以写一部百万言的巨著。本文仅试图对此作一简述，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人口过剩
大家知道，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人类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条件、抗灾难能力、抗疾病能力和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都为人口的增长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诸多的因素中，我认为引起近代和现代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的最直接最起作用的因素，莫过于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了。正是由于医疗手段的不断提高，才使人类的出生率与成活率的比值不断缩小。“出生一个存活一个”，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神话。婴儿的高存活率已经使得人口的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高高低型”(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向“高低高型”(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转化。
人类历史经历了百万年，可是直到公元前8000年，世界人口还只有500万，以后增长加快，到公元初年，约有2亿7000万；公元1500年，约有4亿5000万；公元1650年达5亿；公元1850年达10亿；到1900年，已有16亿1700万，现在已突破60亿大关。中世纪以后人口增长显著加快，人口翻一翻的周期从200年缩小到37年1936年资料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为38.9‰，死亡率为27.6‰，自然增长率为11.3‰。80至90年代我国虽然大力提倡和开展了计划生育，使出生率降到了21‰左右，但是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被稳定在6‰左右，所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仍然在14～15‰左右199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5.23‰，死亡率为6.46‰，自然增长率为8.77‰1100万人。
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时期，西方医学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医学的。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主要原因。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医药卫生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历史证明，中医对我国人民有很大的贡献。”“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应该归功于中医”②。可见毛泽东对医学与人口的关系是看得最清楚不过的。
大概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中国人口增加到6后面带上8个零的时候，毛泽东还过分地陶醉在医学对自然的胜利之中。1957年，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他的《新人口论》中提出“在我国应当节制生育”的理论时，毛泽东仍坚持他在1949年说过的“中国人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的高论。受他的影响，我国的宣传机器竟发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不知道有人口过剩”③的豪言壮语。是狂妄，是无知?但自然是不徇私情的，很快毛泽东和他的六万万“臣民”们就感到了自然的报复。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经被巨大的人口优势抵消后，就所剩无几，甚至只剩负数了。以致于使他们的孙字辈们，在今天不得不采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非常措施，以挽救过剩的人口给中国带来的生存危机。但是采取这一“非常措施”的结果，就如同“挖肉补疮”一样，又潜伏着另一种危机——人口老化和人口素质下降。到2000年，中国人口的童年、青中年、老年将呈一个可怕的倒金字塔形，每对夫妇将承担4个老人的消耗。同时，“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政策，势必造成生一胎就必须存活一胎的局面，使人类在优生优育和淘汰劣质生命方面没有一点可供选择的余地，人口素质将因此而迅速下降。自然的报复，竟是这样的无情!
经济上的“一天等于二十年”成了幻想，人口增殖上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却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伴随着人口过剩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耕地面积的减少，资源枯竭，失业和饥饿……今天全世界每年都有600万公顷的可耕地在变成沙漠5.7亿人口不得温饱，发展中国家有4.5至5亿人严重营养不良500万儿童死于饥饿，有500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致残40年来，每年减少耕地700万亩，仅1985年至1986年两年就减少耕地2400万亩。人均耕地已由1952年的2.8亩，减少到目前的1.29亩。其中有9个省市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濒临人均耕地0.8亩的最低警戒线。奥地利生物学家洛伦茨在他的《文明人类的八大罪状》中所列的头一条就是“人口过剩”⑦。
人类的高出生率这一生理特性，同其它动物一样，原是为了适应自然选择，保存自己，使种族得以繁衍而保留下来的一种生物本能。但是由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医学进步，对死亡的有效控制，使人类社会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温室”环境。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对人类已经不起作用了。“高出生率”这个原是为了抵消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高死亡率”，而使人类得以繁衍的生物本能，在今天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反而成了影响人类生存的一大包袱。如果人类不能有效的控制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终有一天，人类必将会在自身的文明中消亡!
(二)基因退化，人口质量下降
据卫生部和中国优生协会资料表明，我国已发现各种遗传性疾病患者三千多万，而且还以每年新生80万至100万人的速度递增。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2.8‰。低智儿总患病率为10.7‰。全国现有14岁以下痴呆儿340万，畸形儿800至1000万。按我国五类残疾人标准估计，我国有残疾人近亿!
1984年卫生部调查，解放初我国的精神病患病率为2‰，八十年代是12.6‰，目前我国精神病人正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目前我国有精神病患者近1500万，其中重型精神病人就有1000多万
以上资料表明，各种遗传性疾病、先天缺陷儿及精神病患者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人口质量在不断地下降。这固然有社会及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医学科技的进步，使得一些原本应该被自然淘汰的劣质生命得以保存，并使其得以传种接代有着极大的关系。
科学统计表明，生育过先天性病残儿的父母，第二胎有50%的几率仍是病残儿。在医学科技尚不发达的过去，这类病残儿，往往都活不到生育的年龄，就会过早的夭折。但在今天，这些先天性残疾儿中的绝大多数均可以被高超的医技所保存，并得以传种接代。长此下去，势必造成人口基因急转直下的退化，人类将因此而受到毁灭性惩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学是保护劣种的科学”，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现在，我国许多地方性法规及优生政策均作了“第一胎是残疾儿的，经医院证明不属遗传性疾病，便可以准生第二胎”的规定。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生育过先天性病残儿的父母，均能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一张“第一胎系非遗传性疾病”的医院证明，而被准生第二胎。
人工受精、体外受精、试管婴儿、无性繁殖的出现，不仅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将原有的亲属关系打乱，使之有造成近亲繁殖的危险，而且还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劣质生命。据1988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3版报道：由于人工受精技术的开展，已经出现了不少人工受精婴儿的质量及人为的产科感染等问题。为此一些专家们大声疾呼，“如果一哄而起，滥用人工受精，我国将出现几千万畸形和低能儿，并每隔25年将以乘法效应出现”!
医疗业务本身，也每日每时地在制造大量的劣质生命。X线和许多药物均有使胎儿致畸、致残和致癌的可能。目前已被证实可以使胎儿致畸致残的药物就有百余种之多。其中最常见的有：
抗菌素，如四环素对胎儿釉质发育及骨骼系统发育的障碍。氯霉素对造血系统的损害。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对听神经的损害，从而造成先天性聋哑等。
磺胺类可与胎儿血清内胆红素争夺白蛋白，使胆红素大量游离，进入血脑屏障和脑核神经细胞，而引起核黄疸。
激素及其拮抗药，如雄性或雌性激素均可使胎儿致畸致癌及性器官异常。抗甲状腺药物可致胎儿或婴儿克汀病。皮质激素引起胎儿腭裂或无脑儿畸形等更是屡见不鲜。
抗惊厥药，可致胎儿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及叶酸缺乏等。
抗代谢和免疫抑制药物可引起各种胎儿畸形。
其它如镇定药、抗凝剂、降糖药、解热止痛药、利尿药、麻醉药、重金属类药物，均有使胎儿致残致畸的危险。
震惊全球的“海豹婴儿”，就是由于孕妇在孕期服用了一种叫“酞胺派啶酮(即“反应停”)的药物所致。
流产，本是人类“自我淘汰”劣质生命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现代医学证明，凡是自然流产的胎儿，绝大多数是不健康的多有某种基因缺陷的(如有先天残疾或痴呆等)劣质儿。通过流产，保证了人口质量和种族的正常繁衍。可是，当医学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人类可以通过医学手段——保胎，使一部分本该通过“自我淘汰功能”舍弃的劣质胎儿得以诞生，并使之传种接代。另一方面，有的人本来就并无什么先兆流产症状，但因为稍有一些腹痛不适，或因为第一胎流过产，为了增加点保险系数起见，便凭白无故地吃“保胎药”打“保胎针”。殊不知滥用孕激素的直接后果，便是使胎儿致残致畸及痴呆儿的诞生。长此下去必将使人口基因全面退化，其后果是相当严峻的。
基因工程，这一最尖端的医学领域，将使在自然状况下不能打破的生物屏障，在基因工程所到之处，变得无坚不摧。基因工程在一定限度内使生物屏障变得不复存在，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如某些生物DNA片段重组后产生一种危险的“怪物”，将使人类受到怎样的惩罚?若把人类和动物的遗传物质进行重组，培育出来的具有人和动物的优良个性，这样的个体还属于人吗?人类遗传物质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将受到“亵渎”①。
(三)男女比例失调
男女人口的自然比例总是相对平衡的。虽然，人的自然出生率男婴要高出女婴约5%，但由于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于女孩，所以到10岁左右时，男女性别比例已接近1∶1。从我国的前三次人口普查情况看，人口的性别比均在105至107之间，尚属正常范围。在医学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将有无生育和生男育女等问题，归咎于“上帝的安排”或“命中注定”。所以，自从人类社会诞生至今，从未出现过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然而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方面由于婴儿死亡率已降低在一个几乎等于0的水平上，这就使自然出生时的性别比，男＞女的势头从婴儿期一直保持到成人期；另一方面，则由于人们可以运用现代医学手段满足人们生男育女的选择，而使男女人口的失衡状态将日趋严重。
中国有数千年封建史，素有“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计划生育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重男轻女，传种接代思想的人，则强烈地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所以他们将挖空心思地想获得“生男育女”的知识，或想知道自己怀的是男胎还是女胎，以便在怀孕后，打掉女胎再重新受孕，直至怀上男胎为止。由于染色体测定，扫描及多普勒等技术的应用，均可在受孕早期就较准确地诊断出胎儿的性别。这样人们想要生男还是育女的选择，便成了现实。过去那种相对平衡的男女性别比率，将因为医学科技的进步，而被人为地打乱。
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15岁以上未婚男子比未婚女子多3284万，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平均每100个15岁以上未婚男子，有27个娶不到妻子。但警钟向未来更猛烈地敲响：全国0～3岁儿童，男比女多250万。武汉的一条街0～3岁儿童男女之比是124∶100；0～1岁是154∶100。湖北孝感的一个村庄0～3岁儿童男女之比是303∶100；0～1岁男女之比是503∶100!我国人口学家戴维周报告，江苏省性别比最高的高淳县是114∶49，该县男婴的死亡率是4.6%，女婴的死亡率是14%!其中被溺弃的女婴占9%，女婴的死亡率是男婴的三倍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国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多出的三千多万娶不到妻子的男性，说明曾有三千多万女性被自己的亲人遗弃或溺杀!
事实证明，当人口性别比例超过110的时候，便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B超做了帮凶
(四)人口老化
现在世界人口老化问题，已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老龄型国家。有关资料表明，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9千余万，占8.4%。到2000年，可达1亿3千万，占11%。到2025年，将达2亿8千万，占20%
人口老化问题的出现，也同“人口过剩”，“基因退化”等问题的出现一样，除了有社会的原因之外，也与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有着直接关系。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使许多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疾病，象天花、鼠疫、霍乱、麻疹、肺结核、破伤风等流行病，均能通过医疗和社会医学的手段得到控制和消灭。许多在过去病死率极高的疾病，象肺炎、败血症等，只须在一个很小的诊所中治疗就能手到病除。医学的贡献就在于使人群死亡率下降和个体寿命的延长。世界人均寿命十七世纪为35岁；十九世纪为45岁；二十世纪初为50岁，现在达到70岁。爱尔兰和日本达到80岁以上[①]。我国在解放前的人均寿命是35岁左右，1985年调查达68.92岁，其中男66.96岁，女70.98岁。40年来的资料表明，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1953年～1984年，全国人口由5.88亿增长到10.35亿，增长了76%，而老年人口由4310万增加到了8400万，增长了94.90%
据1987年调查，北京每百个劳动力负担老龄人14.9人；上海是19.2人。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一对夫妇将负担4个老人“人口过剩”与“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并存的恶性循环中运转。
(五)医源性疾病
医源性疾病是最直接的医学灾难。按其产生的原因或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1、在接受检查或治疗操作中所直接产生的疾病。如过量地接受核辐射所致的放射病，在接受气管镜、胃镜、直肠乙肠镜检过程中并发的大出血，呼吸道窒息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如麻醉意外)、手术并发症、医疗事故等等。
2、由于医院消毒不严或防护条件差而引起的重复感染或交叉感染性疾病，尤其以肝炎、肺结核及儿童传染病多见；现在发现有些性病亦可在医院里传播。
3、药物的副反应。这是最常见的医源性疾病。如药物过敏，药物热，二重感染，输液、输血反应，成瘾，耳聋等神经中毒，由骨髓抑制剂所造成的再生障碍性贫血，药物所致的溶血、心脏损害、肾脏损害，药物性肝炎，致残、致畸、致癌等；由于应用利尿药不当所引起的水电解质平衡失调；甚至连滥用补品及维生素亦可引起严重的后果。
法国曾在60年代，就因此而掀起了一场“抗服药运动”，并对药物“兴师问罪”，提出了青霉素打死过多少人等问题的讨论。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及“超级癌症”艾滋病的传播，就与注射操作、输血及人血制品的应用有关。
在体坛上，每次较大的国际比赛，兴奋剂的应用已成了组织者们的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它使体育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崇高宗旨受到亵渎。
由于一种新药的副作用有的会危害终身，但它的发现却往往要经过许多年后甚至要等到检测手段的提高后才能被发现。所以在本世纪发现的药物性灾难就有十二次之多
(1)汞——使用了1000年的毒药
本世纪初曾发现多宗儿童肢端疼痛的怪病。主要症状有盗汗、手足发红并剧痛，口腔炎、脱发及烦燥不安，少数儿童不明不白地死亡。直到1947年，才被名医华卡尼从病人尿中发现大量水银。届时水银用作药物已有1000年历史。它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皮肤病、梅毒等病，其实并无效果，待发现水银中毒，人类已付出惨重代价。
(2)奇异的蓝色人
1900年至1940年，欧美各国发现了有些病人变成了蓝色人。阳光照射到的皮肤呈蓝色，未照到部分呈灰色。经研究后才证实是已应用了数十年的含银药物所致。
(3)头癣药中毒
本世纪20年代，儿童头癣很多。当时主要用醋酸铊治疗。铊是最毒的重金属之一，服后可引起脱发、呕吐、痉挛、瘫痪、昏迷、甚至死亡。真象揭开后，受害者纷纷向法院提出控告。
(4)氨基比林灾害
1922年，欧美发现许多“粒细胞缺乏症”，对各种感染失去防御能力，极易感染且死亡率较高。11年后，才从尸检中发现系骨髓中毒，是服用氨基比林所致，但此药已用了40年之久。
(5)金盐中毒
20年代的肺结核被视为绝症。那时出现了金盐的“特效药”，费用昂贵。其实毫无效果，且有毒性，可致皮疹、肝肾损害、粒细胞缺乏、甚至死亡。
(6)减肥药灾害
1935年欧美国家出现大批白内障患者，尤以肥胖女性为多。后来发现是减肥药二硝基酚所致。该药原是一种炸药，后发现能加速新陈代谢，减轻体重。经试验证明“安全无毒”，致使爱靓妇女纷纷服用，结果受害者逾百万人。
(7)女阴长出阳具
1950年美国许多女孩的阴部象男性，被称为“阴阳人”。后发现是孕妇服了孕激素所致。其实此药对习惯性流产并无疗效。
(8)无毒变剧毒
1951年法国有一些疥疮病人头痛、呕吐、虚脱、失明，类似中毒性脑炎。中毒者270人，其中110人死亡。后查明是服用治疗疥疮药二碘二乙基锡所致。金属锡本身无毒性，但与有机碘结合就产生剧烈毒性，且证明对疥疮无效。
(9)药厂隐瞒毒性
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默利尔药厂推出降胆固醇新药三苯乙醇。结果十万人服后不适，1000人患白内障。经研究，此药对动脉硬化无效，药厂在动物试验时已发现有副作用。因此被法院判处隐瞒伪造试验资料罪，罚款8万美元。
(10)“海豹婴儿”——本世纪最可怕的药物灾难
1961年，西德三位医生报告，许多孕妇生下没有手、腿的恐怖怪婴，后来被人们称为“海豹婴儿”。经研究很快发现是一种用于妊娠反应药物“反应停”所致。政府即下令禁止出售和使用此药。但在应用此药的6年间，德国已有8000个怪婴出生，加上日本及其他17个国家，世界上已有万余名“海豹婴儿”产生。美国与瑞士等以试验数据不足而拒绝进口此药，故幸免于难。
(11)减肥药出事
1967年欧洲中部出现了罕见的“肺高压症”。病人气促、胸痛、突然晕厥。经追查原来是服了降低食欲的减肥药氨苯唑咻所致。
(12)少女阴道癌之谜
1966年至1969年，美国波士顿妇科医院发现有8名十几岁的少女患阴道癌。经追查，原来少女的母亲曾因先兆流产服过乙烯雌酚。以后又发现91名少女阴道患癌，原因都与其母服过雌性激素有关。
近年来我国亦发现有大量再生障碍性贫血及白血病患者系应用氯霉素所致；许多先天性聋哑患者均系链霉素所致；许多儿童的龋齿与骨骼发育障碍均与四环素有关。笔者估计尚有未被发现和未被认识的药物副作用，大约是已被发现和认识的10倍。因此不应低估药物给人类带来的不良后果。
(六)环境污染
为了消灭蚊、蝇、蟑螂等病虫害，人类发明了有机氯、有机汞、有机磷等多种杀虫剂。在生产和使用这些杀虫剂的过程中都将对自然环境(空气、水源和农作物等)造成严重的污染，甚至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由于DDT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控制斑疹伤寒等疾病的流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DDT的发明者保尔·米勒(PaaulthermannMiiller)在1948年荣获了诺贝尔奖。从此DDT被广泛使用。但是DDT也不加区别地杀灭了大量鸟类及其他动物，加之DDT在自然环境中未能自行衰减，目前残留在空气、地面及海洋中的DDT约有10亿磅以上，导致了严重的公害。据六十年代调查，有118种野鸟濒临灭绝，淡水及海鱼类资源亦受到极大破坏。七十年代各国均相继宣布禁止生产和使用DDT。据美国1968年对360种蔬菜、水果、畜产品及水产品进行分析，发现含DDT的有159种，含狄氏剂的56种，含丙体六六六的55种1982年曾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同一种方法，抽样调查了牛乳、植物油、肉类等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含量，其DDT超过世界规定标准10倍，六六六超过美国32倍!
为消灭血吸虫病，我国每年都要将数以千吨的灭螺药——五氯酚钠等毒品洒入田沟池塘和江河湖海之中。由此而造成的水资源污染及鱼类资源的破坏是相当惨重的。有些鱼类资源可因此而遭灭顶之灾。在疫区差不多每年都有因食用受五氯酚钠污染的鱼类而造成人畜中毒甚至死亡的报道。
我国自50年代起，就应用五氯酚钠等药物消灭钉螺。使用的结果除可使钉螺密度暂时的降低以外，并未发现真正有哪里是因为该药的单独使用而使钉螺得以绝迹的。使用五氯酚钠消灭钉螺的得失如何?我呼吁：必须用环境保护的大卫生观予以重新评价。
有的医疗卫生单位将未经处理的污染物乱扔乱倒，直接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某些疾病的流行。有些地方因制药厂和医院将大量毁弃的玻璃器皿，倒入附近的田地里，结果造成一些可耕地无法耕种。
据1989年《南昌晚报》载，有一清洁工人在清理垃圾时发现有一被支解了的女性大腿。报案后，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但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侦破的结果却是因一女青年在医院截肢后，被其家属扔弃的。弄得人们啼笑皆非。
(七)药物资源枯竭
现在自然药物资源，已远远适应不了急速增长的人口及飞速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眼前的医疗卫生事业的需求，往往采取掠夺性的开采方式，使许多野生药物资源如虎、麝、犀牛、蛇类、穿山甲、蟾蜍、冬虫夏草、野生人参、贝母、蚤休等资源日益减少，许多珍稀药物正在灭绝或濒临灭绝。
据世界环境保护组织资料，当前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灭绝速度几乎要比过去大100～1000倍。今后每10年将有5～10%的物种灭绝，每天将有100种以上的物种陷于灭绝的境地。解放以来，我国已有数十种动物灭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濒于灭绝而受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就有611种，其中野生动物257种，野生植物354种。有不少灭绝和濒于灭绝的物种是因为医学的需要，而滥捕滥杀所造成。而世界上每灭绝一种生物，对人类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
(八)资源的浪费和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
目前滥用药物的现象已成了世界瞩目的问题。有人认为，它同环境污染一样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物。滥用药物的直接后果是资金的浪费和不良反应的增多。
造成药物滥用的主要原因是公费医疗制度和五花八门的药品广告。
被滥用的药品最常见的有抗生素、皮质激素、精神类药、补品、维生素、解热止痛类及止咳药等。有人估计用于临床的抗生素，真正起作用的只有50%。在中国，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政策使儿童成为家庭中的“小皇帝”。近来有不少报道表明，补品的滥用，往往适得其反，不仅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反使一些儿童性早熟，成了滥用补品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新技术的应用和医疗手段的提高，使医疗费用也水涨船高。由此而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卫生资源的分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指出：“全世界卫生资源也许有80%用于解决不到10%人口的保健问题。”在我国，1988年全国的卫生事业费是70亿，同期的公费医疗费用是22亿，劳保医疗费用是85亿；而全国11亿人口中享有公费及劳保医疗的人口仅占10%。十分之一的人口竟比全国卫生事业费高出53%!
昂贵的维持生命技术，使每个国家的保健费用成为问题。有限的卫生资源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之间的愈来愈突出的矛盾，有使“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成为空谈的危险。我国的公费医疗制度，也因此而成为愈来愈沉重的包袱。在某市的一家医院里，有一年逾80的耋耄老人因患脑溢血，处于“植物状态”已经三年多了。医院倾其最好的专家和所有的设备条件，花费了数十万元的经费，并没有使他有任何转机，最终还是在耗尽了他体内所有的能量积蓄后死去。就在同一家医院里，有一患胃溃疡并发大出血的中年农民因交不起300余元的输血费，其家属只好将其抬回到家中等死。前者与后者的区别仅在于“公费”与“自费”的一字之差。然而更可悲的是类似的例子几乎在每个医院里都有经历。曾被视如神明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信条，终因社会上存在着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显得苍白无力。
(九)生物战争及化学战争
生物战(细菌战)及化学战争是医学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医学，这个曾被认为是造福于人类的“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神圣事业，一旦直接用来杀人时，它的面目就会变得象青面獠牙的魔鬼一样异常丑陋可憎，它给人类留下的痛苦记忆是永远也不会被抹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的战马和军队，开创了生物战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哈尔滨地区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用三千余活人(其中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做试验，无一生还。1940至1942年间，日军向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11个县散布鼠疫病菌，使许多人受害。1940年10月27日，日军在宁波地区施放了鼠疫病菌，仅一个30户173人的村庄，就有80人患病，74人死亡，死亡率达92.5%。其中全家死绝的有9户。加上周围村庄死的人数共达117人。日军投降后，在其细菌武器的实验基地，留下了鼠疫及霍乱等病的流行，在东北洮南、洮安、开通等地鼠疫流行使4300人患病，1400人死亡。在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洮南等地，霍乱的患病人数达9000余人，死亡7500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年4月22日，德军向敌国阵地施放了6000余发氯气吹放钢瓶，使1500人中毒，500余人死亡，开创了化学战争的先例。1917年7月，德军又在伊珀尔地区向英军阵地使用芥子气炮弹，10天内发射100余万发，造成英方重大伤亡。后英、法等国也相继制造了化学武器，整个大战期间共生产毒剂15万吨，其中大部份用于战场，在这次战争中因中毒而伤亡的总人数达1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宣昌使用芥子气，造成中国军队16000人中毒，600余人死亡。自1937年7月至1942年5月，日军共在中国战场用毒1000余次，遍及13个省，有4万余人受害。
由于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均有杀伤途径多，持续时间长和范围广的特点，它不仅可以杀伤对方的军队，还往往使周围的无辜百姓受到伤害。随着生物学和医学科技的发展，这类武器的质量与数量已今非昔比，杀伤力也愈来愈大，它将影响到生态的平衡，甚至危及整个人类的安全，故遭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1925年3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当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8个国家签署。截至1982年止，已有103个国家和地区批准加入了该条约。
1969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3A(XXLV)号决议，确认在国际武器冲突中禁止使用一切化学武器，不论是作用于人的、动物的还是植物的。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1972年4月10日在苏、美、英三国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中国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该公约。至1984年底共有103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
(十)医学犯罪与道德危机
世界医史表明，医学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发明或发现)，均要造成一次道德的危机。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就有“不为妇人施堕胎术”和“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的誓言。中国古代亦禁止堕胎和作尸体解剖。在中国和西方均有不少医生因开展尸体解剖或替人堕胎而被处以重刑。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也给传统的医学伦理道德带来了新的危机，如基因工程、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器官移植、安乐死、克隆人等问题不仅使传统的医学伦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使法律感到困惑。在中国，汉中安乐死一案，不仅在医学界、哲学界、新闻界及其他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使中国的司法界感到大为棘手，审理了6年才有了一个结果。关于这类问题国内外报道与论述甚多，就不赘述。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利用安乐死，在他的杀人工厂里，用毒气等医学手段杀害了成千上万名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近年来与医学有关的谋杀、吸毒、买卖器官等犯罪行为亦在增加。目前西方人体器官走私猖獗。巴西警方前不久发现了几具无名女尸，腹腔内的器官荡然无存；英国伦敦海关人员在一次行李毒品检查中，发现一只密封的冷冻容器里并排放着两只鲜红的人体肾脏；一位土耳其农民声称他的一只肾脏被人掠夺了；日本一些黑社会控制的高利贷组织，经常以逼债的形式强行摘除负债人的器官抵债；在巴西、美国等地经常出现因生活所迫而出卖自己器官的人；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村庄里，警方发现一对以色列夫妇办的一个地下育婴堂，以供国外急需移植器官的病人，每个婴儿的售价是7.5万美元；菲律宾监狱的犯人们通过出售自己的器官减刑……
在中国，某部队医院的一位病人(系高干子弟)需作肾移植手术。该手术在某领导部门的关怀下，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以上级交办的“政治任务”为号召，组织该医院与执行死刑的公安部门配合默契。选择了一个身体好、生命力旺盛的青年女犯人(该犯系政治问题受审，现已平反)作为器官的供体；在执行枪决时，故意不打中要害，惨无人道地从活体身上摘下了两颗血淋淋的肾脏“文革”中，又有多少象张志新那样的政治犯，在处决前通过医生之手，割断了他们的气管?最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最神圣的职业——医疗事业，在政治的导演下，演出了当代中国最黑暗最野蛮的一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医疗界的一大耻辱!
无可置疑，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天，人类之所以能从1000万种生物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宰整个地球的佼佼者，医学的作用是绝不可忽视的。人们也因此给医学以极高的地位。医疗这个职业，被看作是最神圣的职业；医生，也因此受到了人们更多的爱戴与尊敬。公元前五世纪欧洲的医学之父伊卜克拉斯就说过，“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的人也等于神。”③可见医生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崇高。在中国也一样，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第一任国家元首黄帝，就是因为他有一套非凡的治病本领，才被大家拥戴为领袖的。《黄帝内经》至今被人们奉作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其人至今还被中国人象神一样地祭祀和保护。
笔者提出“医学的十大公害”说，并无取消医学或者反对医学应继续发展之意。请别误会，笔者不是未来学的悲观论者。目的旨在通过辩证思维的方式，以引起对传统伦理的反思，唤醒人们对医害的忧患意识。
由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只要求医生对病人个体负责，忽视了人类的整体利益。所以才有普遍地追求长寿和毫无选择地保护一切个体的观念；哪怕是对严重残疾儿，先天性白痴和毫无存活希望的“植物人”及其他绝症患者，无论花多大代价，医生都必须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进行救治。我国著名学者庄士彬先生指出：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支配下，出现了许许多多无视人类利益的丑恶现象，并为人们习以为常，甚至被奉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视高龄为骄傲；视自杀为懦弱，遭人鄙视；为哀悼死者，不惜花费巨资举行隆重仪式，更有甚者以高价保存遗体，安放骨灰；医学不仅在常规治疗方面阻止和推迟了大量的死亡；而且集世界现代科学之大成，开创了“人工生命”的“壮举”，创造了人体嫁接术、拼凑术以及人体与机器的组合术等“伟业”。其实，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社会废人所期望的权利和人格又何尝不是尽快地死亡!
然而，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则要求医生不仅要对病人个体负责，而更主要的是应对全社会负责，为适应这一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别无选择地应当变革自己的观念，调整自己的行为规范。例如：
1、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改单纯的节制生育(即计划生育)措施为扩大死亡，淘汰劣质生命和实施安乐死等综合措施。
2、加强死亡教育，不以长寿为荣，树立以60～70岁为人类最佳寿命的观点。生和死作为生命的两极，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来就具有同等的意义。没有生，人类将灭绝；没有死，人类也同样会因为人口的急速膨胀而迅速消亡。事实证明，对社会最有贡献的就是青、壮年。老年人的增加必然会增加物质的消耗，抵消和减缓社会的发展。所以医疗事业不应以延寿为目的；医院也不应以低死亡率作为衡量医疗质量的标准。
3、加速和强化优生立法，禁止一切有缺陷基因和低智能者繁衍后代。不为先天性病残者和低智者医治不孕症。在儿童保健方面应当允许有一定的死亡比例，以便用这一比例，淘汰一切先天和后天的严重残疾儿；摒除死亡率越低，儿保工作就越好的观点。在节制生育的同时，还应具体规定：经国家确认的高智能型和健美型人才，可以不受只生一胎的限制，准许多生，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
4、不为人们提供怎样才会怀男胎的知识，禁止为孕妇作胎儿性别鉴定。对流产要顺其自然，禁止为孕妇作保胎治疗。
5、医学科研应适可而止，国家不要把过多的投资用于高、精、尖的医学科技上；而应当把主要投资用于甲、乙类传染病及常见病的科研及防治上。
6、废除不合理的现行公费医疗制度。改现行的公费医疗制度为三级保健制度。即：(1)对甲、乙两类传染病实行全民免费治疗；(2)对于丙类，传染病和疗效明显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只收取成本，仍保持现行的福利性卫生事业的性质；(3)对于康复医疗、美容医疗、抗衰老治疗和性功能障碍、不育、不孕等病的治疗，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提高收费标准，进行成本核算(包括其科研经费亦应从收费中提取)，对这类病不再纳入由国家给予补贴的社会福利性卫生事业的范畴。
7、在除害灭病中，应禁忌短期行为，尽少使用对人畜有害及污染环境的杀虫剂。动员全社会保护和人工养殖虫害的天敌，以净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以上措施，看起来好像有些还难以施行；有些观念甚至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只要面对现实，就会发现，在日益猖獗的医害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非如此，人类必将会在自身的文明中消亡!
(注：原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第6卷第4期第286-291页，刊出时作了部分删节与修改，这里贴出的是修改后的原文。此文早在1991年完成，均因文章对毛泽东先生略有微词和文字过长而未能全文刊出，只曾在1991年至1993年上海《科学生活》、广西《科学生活大观》等科普刊物上摘要发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现蒙《南京医科大学学报》厚爱，得以正式以论文形式全文发表，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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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自然辨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北京第1版第519页。
②庄士彬，死亡与人类，医学与哲学，1986年第8期第21页。
③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④杨魁孚，人口知识简明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年7月北京第1版第36页。
⑤1954年6月，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
⑥1957年5月27日文汇报。
④潘益大，环境大地震，金岛记实，1989年第5期第52页。
⑤任延荣等，人类自身生产决策与健康，中国社会医学1989年第5期第27～31页。
⑥莆坚，沉重的镣铐——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报告文学，1988年第4期第61页。
⑦李炳文，胡波.人类的继往开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海第1版第137页。
①家庭与生活报，1990年1月2日
②“疯狂世界”在呼救，1990年4月7日海南特区报三版。
①方福德.基因工程的伦理问题，医学与哲学，1990年第2期第20页。
②道隆，中国两性人口比例失调现状，报刊荟萃1990年第1期第47页。
③康明村，陆天才.论人类进步中的退化隐患，医学与哲学，1989年第7期第15页。
④刘同生.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医学伦理观初探，中国医学伦理学，1989年第4期第40页。
[①]刘增恒，孙承岱.论应激的双重作用与正负效应，医学与哲学，1990年第1期第8页。
①刘隆健.中国老年人口卫生状况及其对策，中国社会医学，1989年第5期第11页。
②刘同生.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医学伦理观初探，中国医学伦理学1989年第4期第40页。
③人类十二次药物灾难，读者文摘，1990年第4期第20页。
①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0日第5版。
②苏文竞，生态伦理学初探，医学与哲学1988年第9期第9页。
①李登瑞.HFA全球策略中的医学伦理学原则，1989年全国第三届中青年医学伦理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左禄等.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6，168，371页。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1989年第1版第396页922页。
①石大璞等.中国生命伦理学，中国医学伦理学，1989年第6期第47页。
②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1989年第3期。
③石渡隆司(日).医疗新技术与医学，医学与哲学，1989年第7期第12页。
①庄士彬.死亡与人类，医学与哲学，1986年第8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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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06-24 12: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