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从饥饿的河南，看蒋家政府的消亡》，本想转贴上来。但在网上仅搜到一篇类似的文章，而且贴不上。

阳光版主从网上找的是哪一篇?我找了一篇,不知道是不是,贴上来大家看看.

1943年，饥饿的河南

那年，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

[史海钩沉] 作者: 黑星人

我说的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理由只有一个：国军没法让他们活下去，日军想法让他们活下去。

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国军不管百姓死活，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悲！这是中国人的悲惨一页历史！这也是民族耻辱的一页写真，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天灾，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导致的。我觉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错。

人最大的意义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献。让我们好好读一读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吧！

2006-6-11晨三点

谢谢石鼎散人。我在网上也只看到了这篇。但最早吸引我的还是报上的那篇，那是从白修德的视角来写的，不仅有300万生命在绝望中挣扎，还有象张高峰、王芸生和那个把白修德的文章用电报发往美国的电报员的命运。

看完了以后，我想蒋家政府高举的“三民主义”的期号和他们的行为竟然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其前因后果吧。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不看阳光的贴子,还真不知道河南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仔细从网上搜了搜，找到如下资料，其中张高峰、把白修德的文章用电报发往美国的电报员的命运，真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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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一切语言，一切“主义”，都不过是心灵的工具，而不见得会是心的本意。如果我们想看明白各种现象背后的真相，依赖眼睛、依赖耳朵将很容易上当受骗。只有真心才能看明白真心，如果不用真心去看，则一切概念、数据、证据等等都可能是用来迷惑真心的工具。

看来生活得用心，不用心，仅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够的。

要用心，心就不能乱。

“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这外与内是相辅相成的。